我说的需要更新的理论是指对于已经改制上市的“新国有企业”来说，哈特的框架具有局限性。因为在西方国家，的确不存在“国有股”的问题。所以，理论分析要贴近现实就需要更新。

国有银行一般不被看作国有企业，而是单列。

政治制度在中国太过于敏感，还是不说的好，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太快，而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改革跟不上造成的，不过我们新一届政府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随便提一点，中国加入WTO，不仅仅是对中国在关税和经济行为上的一些要求，还有很多是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比如说WTO要求党的文件和通知就不能超越现有的法律，而这种事情在以前包括现在是家常便饭。

一般而言，私人产权的激励效果总是比公有产权的要好。但是需要界定什么程度的“私有”。西方股份公司也是私有，但是对于没有股权的经理人而言却可以说是“公有”。保持私产激励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剩余索取权并不总是与控制权完全匹配，可以是前者少些而后者多些。现在，对于那些上市改制的新国企而言，老总们已经有不少剩余索取权了，总不是说把企业全部给他们才能真正办好企业吧？

所以，产权的民营化不会是充分条件，可能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我也主张国有股逐步退出，使得股份公司真正称为公众公司，而不必然是经理人的公司。就是说，产权改革到一定程度，监督、信托责任（郎咸平）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者不可偏废，现在就是对产权强调过多了，而忽略了监督。

“国有银行一般不被看作国有企业，而是单列”怎么让我想到这与“价值理论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特殊现象。”的观点这么像呀？不知道国有银行为什么是单列，这样的话，我市在进行的个人入股国有银行的行为怎么样解释？

再有“因为在西方国家，的确不存在“国有股”的问题。所以，理论分析要贴近现实就需要更新。”有新的现象就一定要有新的理论了吗？现实世界中，每个现象都是不一样的吧，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个AD HOC THEORY？据我所知，只有现有理论解释不了新的现象时，理论才有创新的必要，而不是相反，只要有新的现象，就一定得创造新理论。另外，这种只有理论，不说明原因的言论我觉得是一点说服力也没有的。

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和国有企业的经理人问题恐怕还不是一回事。在私有股份下，假定一定的信息条件和激励相容条件，有效激励和监督都是内生的。但是如果没有私有产权，我们靠谁来提供恰当的激励？谁又来监督经理人？在国有产权下，我们必须依靠“专家“们在书斋里的写写算算，据说这也可以提供一种适当的方案，但我可觉得有点靠不住。

这有点类似兰格的论证，但我以为，这里忽略的关键是，人的自私和信息的分布。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来不想多说，因为理论都不成熟。现在发现这么多人热心这个问题，我就多做一些个人性的解释。

1、西方的企业理论都是以私有企业为基础，专门分析国有上市公司的理论几乎没有。以前，张维迎总是用哈特的框架“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称”来解释国有企业：既然国企老总实际上控制了企业，只有给予产权才能真正激励他们。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哈特说的是两种权力的“匹配”（match），这不等于“对称”（Hart，1995）。现在上市国企的老板大多都有百分之几的股份，已经拥有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了，因此张维迎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部分地解决了。但是，产权问题部分解决之后，企业就一定能很好吗？中国国企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管，企业家监守自盗怎么办？俄罗斯的企业私有化后效率如何？所以，我认为现有的理论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因此需要理论更新。具体如何，需要探索。我还想指出的是，哈特对于自己过去的框架已经开始部分放弃，别人都自己放弃了，我们还津津乐道？

2、国有银行是最接近政府的官僚机构，现阶段企业改制一般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改革中央会单独对待。这是政策口径，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3、我在一篇演讲中提到，用委托代理框架来分析国有企业是不合适的，因为国有企业并没有有效的委托人。要让产权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当然是民营化，当然要进行产权改革。但是，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怎样民营化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到今天，大家还在讨论要不要民营化，而不是如何民营化，那么我认为这是停滞。民营化就一定要贱卖？就一定要都MBO给经理们？就不应该实行透明的拍卖过程？西方国家的很多经理人甚至都没有股份呢，如何解释？

再强调一下，我认为国有股份民营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