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经营小企业，亲戚朋友绝大多数为小企业主，深切的体会到作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私营小企业经营者的困境和痛苦。工作中发现所学经济学于实际无益，因为经济学家喜欢说体制，制度，改革，模型，所有制等等这些大而空的屁话，但企业的经营环境却又是经济问题。
私营小企业，若非具有坚实的后台，或者深厚的关系作为支撑，也只能在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分一杯社会发展的羹，而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如风浪中飘摇的破船。
来到这个据说有一定影响力，还据说有正派专家的论坛里注册，初衷是祈望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经营环境的困难传达出去，能够为庙堂者知道，希望我们的经营环境得以改善，也算是一个学生做一件对得起国家培养的事。
前几日，终于明白原来张维迎，樊纲，郎新平，吴敬琏等人无非是一帮既想当**又想立牌坊的臭不要脸而已。整天满嘴的国家民族人民，表面上以仁义道德骗取名声，背地里却行苟且之事——指挥一帮走狗互咬。
这篇文章的内容早就想写了，工作原因一直拖延，如今终于明白事理了，写下来作为一个结束，发出去后回去忍受我们万年痛苦的中国制造业。
拙以为，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经济体能否健康持续运行的根本，一个经济体中，企业的经营环境不好，或者企业本身问题百出，是如何光鲜亮丽、精妙绝伦的经济政策都无法起到作用的——经济政策只有在经济细胞的响应下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一切的政策，建议都应该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为最优先的出发点。
而忽视企业，任由企业病变坏死，环境污染恶化，妄谈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的人只能说是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愚弄百姓，如张维迎，茅以轼之流。而正是这帮**专家的言论误导了那帮职业官僚，从而出台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政策，使得小企业的环境越来越恶化。真正的凶手不是那帮不懂经济的职业官僚，而是经济学家——这一点你只要每天花点时间看看媒体上专家的言论和ZF宣传口径的转化关系就能发现，往往是对于一个经济问题专家发表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通过智囊团，政策咨询机构影响到职业官僚，进而根据专家的言论制定政策。
所谓的体制改革：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一步到位的改革有没有？有，但是具有相当的风险。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进行的改革必须要小心谨慎，更何况牵扯到13亿人口，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甚至会连累到经济学家的英国爷爷和美国爸爸。
上面是官腔，说正经的，任何改革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跟进，作为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也为了维护改革的成果。庄稼需要灌溉，不修水渠，把管子往地头一放就不管了，结果只能是离水管近的地方被浇坏，离水管远的浇不到。之前的经济改革中，市场经济的影响力渐渐发展到现在这种强大影响力的状况，行政权力基本退出了市场秩序的管理，但是，因为在市场秩序的维护方面没有形成相应的配套制度——法制，出现了我们现在蛮荒状态下的企业境况。
我在这里说的是秩序管理，不是资源配置管理。企业是否被允许从事某项经营，财政支持方向都属于资源配置，这才是ZF的关心重点，又比如采矿许可发放，矿权回收均属于资源配置管理的范畴。而秩序管理是行政权力不关心的，油水没有资源管理多，而且管理过程比较复杂繁琐，出了问题还要负责，大多假装看不见。最简单的例子是工商局只在过节的时候去市场上看看假冒伪劣的问题。
改革，在听到经济学家大谈政治经济改革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真事儿：我国有一部法典叫《物权法》，在这部法典颁布实施之前，法学界一片赞美之声，有其是某民法学泰斗，在媒体上大谈特谈《物权法》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可以彻底解决纠纷，就好像物权法一出，中国就不存在物权纠纷一样，那满面红光夸夸其谈的样子，咦~！等到物权法颁布后，大家终于明白不是那么回事，老头，老泰斗郑重其事的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部《物权法》解决不了所有矛盾……后面我就不复述了！
制定商业计划的时候我总喜欢找那些凡事喜欢泼冷水的朋友聊聊，因为，我自己制定计划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好处，原因是，计划如果实施的话我是首功一件，功劳利益全是我的，怀着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的心情，很难看到计划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些问题可能成为计划实施的致命伤。那些叫嚣着绝对自由，完全松绑的学者，谁会想到现在中国企业的困境恰恰是太自由了呢——还死不承认，非得说是改革不彻底。
在现有体制下对经济进行制度建设，是一个成本和风险都比较低的举措——现有体制中的弊端显露无疑，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就能解决问题。
中国的学者都是爱面子的人，现实的问题大家都看得明白，专家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和建议必然会被群众挑理，专家说错话被人批评很没面子，所以，就说要改革体制，谁都知道改革体制时间非常困难的事情，反正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随便来呗，改好了，学者们跳出来大谈自己多么的远见，如何的英才盖世，就算改不好，要不然说改革仍然需要深化，要不就说改革中遇到问题和暂时的挫折很平常云云。
农村土地私有化。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的土地房产可以出租、抵押、租赁，高价转让，让农民拥有更大的处置权利。黄口小儿都知道，一栋房子，在城里比在近郊贵，在近郊比在郊区贵，在郊区的比在远郊的贵，就算你给我所有权随意处置，可郊区和远郊的怎么办，有多少人去买，能卖几个钱。严重点说，你们就不怕土地集中，失地农民变成流民（别说土地集中不可能，查查建国后的土改资料你就明白了）。
大道理不讲，理论不用说，说基本的道理：建国后工业基础薄弱，靠的是农业哺育工业，建立起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国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农业的几十年付出换来的。现在城市富裕了，不要农村了，需要城市反哺向下的时候就想甩包袱：给你们土地所有权，你们出租抵押出售都能赚钱，有了钱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你看，我们城里人还没有土地所有权呢，农村人真幸福。以后别找我们了！——真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就好像农村家庭，哥哥姐姐辍学供养小弟上大学，后来小弟大学毕业有文化有知识做了企业家，等兄弟姐妹来投靠的时候，拿出一卡车书告诉哥哥姐姐，我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在给你们书，你们去学习也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吧，别找我了！
农村土地私有化，甩掉农民不管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一，        工业反哺农业，先给我们补贴，50%补贴50年，90%补贴30年（50%是指假如我家出产1000近小麦，每斤市场价一元二角，国家给我现金600元，卖小麦的1200元我自己留着）
二，        现在修改宪法中的四分之一条款，现在一个农民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城里人，要求修改，一比一。（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政治上的差别必然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
弄死你们这些见鬼的专家！
还有要求分国有财产的——大哥，你学习点历史知识又不会死！看看俄罗斯好不好，经济学家也是不读书不看报，闭上眼胡说八道。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美好的愿景，但是以现在的做法来看好比是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出路没有。
比较确定的是我们采用的做法是采用日本当年的“雁阵式”发展战略，即国家为主导配置战略先导产业，依此为基础带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而淘汰掉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工艺（大体是这样，96年上初一的时候读一本书上介绍的）。这种做法存在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引进市场经济一样，没有考虑日本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同而一味的依样画葫芦。日本人口少，整体国民素质比较平均，而我国却恰恰相反，人口众多，国民素质不统一。淘汰掉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后，如何保证从农田里走出来的劳动工人能够胜任复杂操作工艺的工作?采用提高劳动效率的新技术必然会减少工作中人力的配置，被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如何安置，每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新增就业人口又将如何安置?诸如此类的细微问题不胜枚举。
个人考虑应该采用“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布局，即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仍然保留，以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缺乏劳动技能和劳动效率低的劳动力，这个保留的基础上，扶持战略新兴产业，作为国家产业升级的先导力量。当然，这需要国家大量的扶持和投入。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个人感觉应该是市场主体自发的行为，而不应该是不懂经济的职业官僚的行政命令强行推行的行为。而ZF应该做的不过是提供服务而已——小ZF大社会。ZF强行介入的行为往往适得其反，比如某些曾经的国有企业改制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ZF强制其他效益好的私营企业收购，结果导致私营企业也破产。
技术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更多的应该来自于产业工人在生产中自发进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工作的更加便利快捷。这样的产业工人首先必须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否则即使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也无法解决，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技术革新总是不可避免的与实际工作产生偏差。我们需要ZF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未来的产业工人熟练劳动技能和必要的理论知识，这对于企业而言也是节省成本的途径。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本科教育才是正经的大学教育，而专科，技术教育是失败者的选择，而本科教育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技能即使是引以为慰的理论教育，也不知道与现实世界相差多远。更加糟糕的是，国家似乎在强化这种情况，不断的扩招，使得更多人接受无用的本科教育，走上社会后面临痛苦的困境：光鲜亮丽的白领工作岗位不足以接纳如此多的本科毕业生，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又掉价，对不起自己接受的本科教育。即使成为一个产业工人，也面临不具有专业技能的困境，匆匆培训上岗也只是一个肉体化的操作机器，不具被专业的理论素养，无法在工作中创新求变。
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倾斜是需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前提的。企业研发的成果得不到保护，而被竞争者肆意的仿制、假冒、免费使用专利权，如何让企业树立创新的信心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不创新不研发，等，等到有个傻帽研发出新产品的时候一窝蜂的山寨，创意文化产业就永远停留在这种低级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境地无法自拔。即使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如果他用所学知识为联想手机编写一个小游戏，得到应有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获利的话，对于他个人和其周围的人均是一种鼓励——知识是可以创造财富的，甚至能改变命运。这种情况下，不用ZF鼓励，第三产业一样蓬勃发展。
我们盲目乐观的忽略了一个国家实业发展的基石——装备制造业。当我们自豪的宣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德国人淡定的告诉世界：德国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装备工厂——没有人会感觉到危机，没有人会感到不对！
我们的装备制造业能够追赶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吗？我们的产业装备仍然需要进口吗？我们真的药建立这样一个空中楼阁？购买别过的装备生产工业产品，卖出去，换来的钱再进口产业装备，到底我们在忙活啥呢？
建议：很显然我没什么成熟的建议，只从生产者的感受而言，建议只有两个。
一，建立健全法制，重新塑造ZF和企业的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是秩序管理关系。我们的企业按照国家的要求办理营业执照，交税，雇佣要求的员工，取得相应的资质，生产合标准的产品，就是代表企业与国家订立了一个契约：我按照你要求的规矩办了，你就应该给我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最起码把那些没有按照规矩办的参与者清理出市场，给予那些不按标准生产的经营者处罚。重塑这种契约关系，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提升ZF的信誉，和民众对ZF的信任。只有ZF具有足有的信誉，政策才能顺利通畅的施行。
二，强化职业技能教育。这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国民生产素质的重要举措。鼓励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麻烦是如何权衡本科生和职高生的社会名誉感问题，这当然就不是我能想出来的了。
在这个蛋疼才会做实业的时代，向仍然坚守在实业界的同胞致以崇高的敬意：
共和国不会记得你们！
人民不会记得你们！
另：个人坚持认为中国的职业官僚制度下经济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是经济学家而不是职业官僚，有人会问为什么让这些不懂经济的职业官僚管理国家，这很难解释，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刘峰先生的著作《西周的整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三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