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系数来看，第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净进口的影响是负向的，其弹性系数为-2.713，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美国净进口将平均扩大2.7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相反却会使其贸易逆差扩大。且逆差规模具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015和-2.2301，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出口增加的幅度要小于进口。因此，在所考察的样本范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是扩大的，敦促人民币升值并不符合中美贸易之间的经济情况。按照我们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在富有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带来美国出口(数量)的增加和进口(数量)的减少；但在缺乏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出口(数量)和进口(数量)则无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在富有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才能有效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而在缺乏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由于美国的出口价格变得相对便宜以及进口价格变得相对昂贵，人民币升值反而会使其贸易条件得到恶化。

表2  弹性分析法添加约束条件下我国进出口产品的汇率一需求弹性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数据和封思贤和吴玮(2008)的研究整理而得。

以我国对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产品的汇率—需求弹性作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的弹性值，其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这八个国家或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44%(2006和2007年)，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特征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拟以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进出口汇率—弹性作为替代变量，用以解释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的汇率—需求弹性。表2数据显示中美两国之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汇率弹性之和分别为3.15和0.73，其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汇率弹性分别为1.02和0.81，表明在中美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富有汇率弹性，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则缺乏汇率弹性，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之间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收支并不能发挥“数量效应”，因而不能有效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状况。另外，虽然初级产品富有汇率弹性，但由于工业制成品构成了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升值也不能从总体上缩小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

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失业率的影响也是负向的，其弹性系数为-0.3021，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美国失业率将增长0.302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有效降低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使其失业率进一步攀升。从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角度，这一现象可以利用推导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解释：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不管产业内贸易水平如何，进口产品价格需求弹性的缺乏都将使得人民币升值无法提高美国的就业率；但是，若然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则人民币升值将使得美国进口产品变得相对昂贵，这在进口产品缺乏价格需求弹性及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必然促使生产厂商减少雇佣人员以应对生产原料价格的上升。

表3  2004-2009年中美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商务部国别数据计算而得，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

表3数据显示：在2004-2009年的中美主要贸易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中，皮革制品、箱包、木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以及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对较小，表明这些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弱，彼此间贸易的互补性较强；而化工产品、塑料和橡胶、纤维素浆和纸张、运输设备及光学钟表和医疗设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则相对较大，表明这些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强，彼此间贸易的竞争性较强。在上述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产品中，互补性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占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9.04%，而竞争性产品贸易额仅占13.35%，数据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互补的，不存在产业竞争性。因此，在进口产品缺乏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会影响美国的进口量；而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美国则又不得不进口中国的互补性产品，以保证其高端产业中生产原料的充分供给。一旦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上升，美国生产商则不得不裁员以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就产生了失业率。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由于中美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同时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人民币升值既不能带来美国贸易收支失衡的改善，也不能使其制造业失业率下降。相反，由于“价格效应”的作用，人民币升值将使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而对于美国制造业，人民币升值则提高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以美元标价的产品价格，边际成本的提高使得美国生产厂商不得不减少雇佣工人的数量，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加。这一事实说明，无论从改善贸易收支失衡还是从增加制造业就业率的角度，敦促人民币升值都不具有经济学理论依据，更不是美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选择。

五、结论

从一个标准的凯恩斯比较静态出口模型出发，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及其就业率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进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在富有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确实能够带来美国出口数量的增加和进口数量的减少；但在缺乏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则对美国进出口数量毫无影响，因而对于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有效。其次，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除取决于进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外，还受中美两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产品的竞争性较强)及进口产品富有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确实能带来美国就业率的上升；但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产品的互补性较强)及进口产品富有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有效提高美国的就业率，还将使其下降；在进口产品缺乏价格需求弹性的情况下，不管产业内贸易水平如何，人民币升值都无法提高美国的就业率。不过，上述结论的得出只是基于进出口数量而不是进出口金额的分析。在充分考虑了“价格效应”后，我们利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相关月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中美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富有汇率弹性，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则缺乏汇率弹性。由于工业制成品构成了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即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只发挥“价格效应”，而不具有“数量效应”，人民币升值不能有效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产品中，互补性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占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9.04%，而竞争性产品贸易额仅占13.35%，因此可以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绝大部分都是互补的，不存在产业竞争性。中美之间贸易产品的互补性特征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不会挤压当地就业，因此并不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第三，人民币急剧升值对于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和提高其就业率并非有效，敦促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美两国的贸易分工原则。由于中美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同时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人民币升值既不能带来美国贸易收支失衡的改善，也不能使其失业率下降。相反，由于“价格效应”的作用，人民币升值将使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而对于美国制造业，人民币升值则提高了美国从中国进口以美元标价的产品价格，边际成本的提高使得美国生产厂商不得不减少雇佣工人的数量，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加。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

②失业率数据统计对象为年龄16岁及以上的劳动者，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部官方网站：http://data.bls.gov。

③篇幅所限，平稳性检验结果不予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参考文献：

[1]封思贤、吴玮：《汇率变化对不同类商品进出口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2]谢建国、陈漓高：《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J]，《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3]Blanchard, O.J., and Francesco, G., 2005,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R],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5-32.

[4]Coudert, V., and Couharde, C., 2007, “Re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in China is the Renminbi Undervalued?”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8, PP568-594.

[5]“Tilting at Dragons” [J], Economist, 2003, October 23, London: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td.

[6]Goldstein, M., 2003,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R],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Trad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

[7]Goldstein, M., 2004, “Adjus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ies” [R], High-Level Seminar, Dalian, China, May 26-27, Working Paper 04-1,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8]Goldstein, M., and N. Lardy, 2003, “Two-Stage Currency Reform for China” [J],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12.

[9]Goldstein, M., and N. Lardy, 2005, “China's Role i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R], WP 05-2,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10]Krugman, P., 2010, “Taking on China” [N],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on March 14,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3/15/opinion/15krugman.html?ref=global-home.

[11]McKinnon, R., and Schnabl, G., 2006, “The Impact of China's Appreciation Exchange Rate on Interest Rates and Wages”[R], PP1-49, http://www.scholar.google.com.hk.

[12]Van Wijnbergen, S.V., 1986,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and Stabilization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23, PP227-247.

[13]Zhou, X., 2006, “Remarks on China's Trade Balance and Exchange Rate” [R], Remarks 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sponsor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20 March, http://www.pbc.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