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贸易模式，你可以发现两个事实。首先，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贸易赤字，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德国、[size=-0]法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更不用说石油出口国了，其中对中国的赤字规模最大。但如果贸易数据根据增加值成分原产地进行重新计算，那么，基本图景不会发生变化，但美国赤字主要来自德国、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而对中国的赤字显著降低了。

　　其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均为相对高收入经济体——对中国均有很大的贸易盈余。德国对中国的贸易相对平衡，但在危机到来之前也有一定的双边盈余。

　　美国的贸易赤字总量一直维持在GDP的3—6%之间。但是，总量反映的是对每个国家的双边赤字，而美国国会总是针对中国，认定问题主要出在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上。

　　这一观点的一大问题是，它不能解释美国和日本、德国以及韩国之间的巨大贸易赤字。此外，人民币真实价值(经通胀调整)正在快速上升，这主要是由中国通胀差异和中国工资增长(特别是其出口部门)引起的。假以时日，这将显著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和贸易模式。中国处于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总装端，将使中国让位给经济发展阶段更低的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因为那里的收入水平更低(但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余额不会有太大改变)。

　　更加合理的判断是，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它对所有货币(不光是人民币)都“高估”了。这给美国经济的可贸易部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有助于解释为何美国可贸易部门在过去20年里根本没有净创造出就业岗位。但是，如果要解释日本和德国的相对表现，也有人会说欧元和日元被低估了，这是毫无道理的。

　　事实上，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创造集中在服务业，且处于人均价值增加分配、教育和收入的高端。结果，经济增长和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之间出现了背离，前者强劲，后者停滞不前。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可贸易部门是就业引擎。日本也是如此。

　　在2008年危机爆发的前十年中，美国经济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消费水平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度，原因是财富效应幻觉、投资不足(包括公共部门投资)以及比投资不足还要严重的储蓄不足。家庭和政府的过度消费助长了国内经济，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提振了全球经济。

　　在一些如今面临财政和增长挑战的欧洲国家，经济模式有所不同：大部分过度消费和就业来自政府。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不可持续的收入和就业创造模式以及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这导致了贸易赤字、GDP增长受阻以及就业创造不力。

　　你可能会说，欧元过去是、现在仍是被高估的，这导致了很多欧元区经济体的生产率赶不上非欧元区国家。但欧元区内部的生产率相对低下对增长的消极作用更大，且这与汇率问题无关。

　　将货币视为西方经济困境的原因尽管不能说全无道理，也是有失偏颇的。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已经懂得，真实收入增长和就业扩张的动力是生产率提升，而不是汇率波动。这反过来要求有形资本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物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和技能以及为经济打下知识和技术基础。

　　当然，一国的贸易条件可能与其收入和生产率水平不相匹配，这就要求再平衡。但重置贸易条件不能代替改善生产率的结构性基础。

　　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投资不足在世界各地都会造成长期成本和后果。过度消费只能暂时掩盖这些成本。

　　在美国，生产率低下已经导致了与全球供给链脱钩的模式。因此，美国的挑战不仅在于重振生产率，也在于重塑其与世界贸易主流的联系。

　　中国的增长——从更大的角度讲，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可助美国一臂之力。今天的德国、日本和韩国就是明证。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可以利用这一点，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其某些具有潜在竞争力的特定领域生产率相对于收入水平开始上升。

　　只要美国经济政策注意力集中在赤字、国内需求和汇率上，而在增进贸易开放度方面开倒车，其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这意味着其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好消息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励已经深层次地获得了一致。新兴市场非常欢迎发达经济体重振可持续增长模式，也做好了在此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合作的准备。但纠结于新兴经济体的汇率问题绝非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