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以来已近20年,全球的发展与环境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尽管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另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气候变暖凸显、环境污染依然严峻、战略性资源和能源供需矛盾加剧,可持续发展的成绩并不尽如人意。
2012年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加20”峰会),并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作为大会的两主题之一,力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追求一个资源高效、环境友好、低碳排放、社会公平和更富竞争力的绿色未来。
国际矛盾
随着2009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无果而终,人们对于防止气候变暖的热情开始降低,低碳进程也随之放缓。
在没有很好地解决资金、技术以及公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分歧的前提下,今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也不会取得完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很可能被无限期推迟。
在金融危机等各种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各国都在重新思考各自的战略,采取相对务实和更加全面而长远的应对措施,包括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
与此同时,“绿色经济”的相关概念悄然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8年10月提出“绿色新政”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OECD国家于2009年6月通过部长级理事会宣言,倡导“绿色增长”;欧盟理事会于2009年10月通过了发展“生态效率经济”的决议,欧盟委员会则在2010年公布的《欧洲2020》战略中提出可持续增长,不仅重视低碳经济,而且从能源效率扩展到资源效率及其他可持续问题。中国、韩国等国家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绿色发展或低碳绿色增长理念,希望加快绿色经济转型。
其实绿色经济在内涵上并不是什么新概念,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总体理念上一脉相承。尽管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无疑附加和更加强化了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增加绿色就业、提高绿色竞争力等目标,并助推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与气候谈判类似,围绕“绿色经济”主题的国际谈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和存在众多不确定性的发展前景。
首先,责任问题与政治承诺。20年前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使得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的承诺远未落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难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其发展权也得不到基本保障。
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缺少明确政治承诺的前提下,要制定绿色经济的统一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如何,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减排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元化。
其次,绿色经济的理解和定义分歧。发达国家由于其常规环境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其发展绿色经济的核心是减少碳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广泛的发展与环境问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常规污染问题更为迫切;由于发展阶段、国情和国际义务的不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的目标、技术、路径、成本及政策措施等也不尽相同。
第三,绿色贸易冲突。可以预计,鉴于金融危机影响、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和缺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境协议,发达国家将利用更多包括关税、WTO贸易规则等经济手段,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措施。类似欧盟2012年准备施行的将航空业纳入其碳排放贸易体系,以及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开展的“301”调查、“双反”调查等仅仅是开始,“绿色贸易战”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虽然发展绿色经济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但围绕绿色经济的公平发展、竞争与合作等议题的辩论、提出解决方案和采取明智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经验和问题
中国于1992年签署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中国率先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可持续发展已从科学共识转变为ZF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行动,并从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中国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采取了以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战略,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综合性措施,取得了全面的绿色增长成绩。
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国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优先淘汰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过剩、落后产能,绿色创新能力、技术示范应用与产业规模得到大幅提升,风电装机容量连续五年年均增长率接近95%,风电总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均达世界第一,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占世界三分之二以上。
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
以发展绿色新兴产业为例,无论是关键技术创新、产业化、能力建设,还是绿色市场培育都需要时间;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由于采取创新技术和智能技术,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不一定比改造传统产业更强;创新融资、商业开发模式、配套政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障碍。
另外,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际背景下,绿色市场扩展有限甚至萎缩,各省、市、自治区在选择本地区的绿色新兴产业过程中面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风险。
如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几乎都把新能源及相关产业列为本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另有一些地区则在条件不具备或缺少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样的布局和过快发展极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不利于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其转型升级。
此外,还包括下面的问题和教训:
规划和政策不协调。由于节能减排及其相关工作分属多个ZF部门管理,因此在绿色概念、职能分工、规划制定、政策配套、资金配置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协调、不配套、不衔接的地方,无法保证管理和资金的有效性,甚至造成重复、浪费等现象。一些地方则是采取简单的贴“绿色”标签的做法,有名而无实。
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目前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缺乏有效的市场或经济手段的运用,致使一些地方ZF和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而非自觉的行动,这无疑加大了节能减排的成本。这也是造成“十一五”末期一些地方ZF为完成任务而出现拉闸限电、关厂,甚至造假等现象的根本原因。
缺乏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一是对ZF、企业、社会的节能减排责任缺少明确的规定;二是缺失反映资源和环境真实成本的长期价格信号,这样既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经济有效性,又无助于绿色新兴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三是监管体系、预警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不健全。
过于注重技术解决方案和大型企业的作用,忽视其他配套手段、系统改造措施和培育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例如,对绿色市场开发、商业融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知识产权和标准引导等结构性、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重视不够,仅仅单方面地推进无法达到综合的系统效果。
综上所述,推动和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是一个涉及理念、投资、技术、组织、制度、结构、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全方位的系统改革和创新过程,需要把目标、投资、技术开发、商业模式、市场培育、人才培养、制度安排与监管、治理结构等皆统筹协调起来。
因此,无论是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不应急于求成,不能因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而盲目乐观,而应整合各方面力量,防范各类风险,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争取利用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系统的创新与转型。
如何扮演大国角色
与20年前相比,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取得的成绩来看,中国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格局演变。
未来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现“绿色崛起”,无论从自身发展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出发,中国都需要有更综合的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和战略思考,承担更多的与自己的能力增长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绿色发展规则的制定,促进均衡、公平、包容、合作的绿色发展。
尽管关于绿色、低碳发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议,但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能抓住机遇、把握节奏、加强合作、争取主动、协同共赢,甚至在关键绿色领域起到领导作用。同时,不能等到所有政策承诺都落实了才采取行动,需要拿出大国的智慧、勇气、信心和判断力。
转变对外经济合作战略,提升海外开发的社会和环境责任,随着国际社会对崛起的中国的日益关注,在新形势下转变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十分必要。
目前可考虑三个方面优先内容:一是制定新时期对外经济合作的整体战略,包括中国的全球资源能源合作与开发利用战略,并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指导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加合理地利用海外资源和能源。
二是在新一轮WTO贸易谈判中,提起关于协调WTO规定与国际多边环境协议的请求,以尽可能避免未来绿色产业发展过程及国际贸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规则冲突。
三是调整“走出去”战略,实现绿色投资和贸易的转型,制定中国海外开发企业行为的指导性原则,除遵守必要的商业规则和国际惯例外,还必须规范企业的投资开发行为,承担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支持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四是转变海外援助模式,建立绿色援助机制,将节能环保、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海外援助的重点内容,利用海外援助资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海外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树立国家和企业的绿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