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美国经济可能出现二次衰退、日本经济持续20年低迷复苏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其走向不仅影响中国，并且影响世界，因此肯定更加引人注目。
    在对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种种担忧中，西方学者中不乏悲观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者有之，断言中国经济将“崩溃”者亦有之。也有人把中国经济的近期下滑与“十二五”时期7%的预期增长速度相联系，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由此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期行将结束。
    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从未灵验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甚至“崩溃”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过一段时间就热炒一阵。人们可能还记得，有一位反华的华人叫章家敦，2001年7月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即将崩溃》。但是中国没有崩溃。最近，他又在一个场合说中国经济要“崩溃”。
    这些西方预言家们的预言之所以从不灵验的主要原因是：
    意识形态作祟。一些西方学者，从对立的意识形态出发，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他们希望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甚至崩溃。他们把愿望渗透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当中，其结论必然失去科学性。
    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前景时习惯于使用类比法，用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历史上经济腾飞的时间来划定中国高增长期的时间，认为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中国就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不可能超出已有的时限；或者是依据一些二手资料来下断语，即使有的学者到中国进行过考察，也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习惯从表面现象或个别现象进行臆想式推断。
    最根本的恐怕是一些西方学者不懂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书本上，找不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说法和论断。而在历史上，更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以往的市场经济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市场经济，而西方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时，是运用“典型”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标准。这样，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析就极难避免失准了。
    当然，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提到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物价高涨问题等。实际上，我国政府正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随着基数的不断增大筑高，要长期保持以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是不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符合规律的。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在2011年增速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到9%以下。所以，调低“十二五”时期的预期增长速度，是充分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的。
    中国经济增长要突破制约因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挑战或主要制约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矛盾。
    一是稳定物价总水平和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的矛盾。2010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价格上涨势头。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当年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6.5%，尽管从8月份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但推动价格上行的因素并未消除，稳定价格总水平依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稳定物价总水平，意味着要收紧银根，信贷供给就会减少，这对企业来说必然是贷款受限，融资成本升高，影响企业投资及企业创新，整个经济就会降温，经济增长势头受到影响。所以在强调稳定物价总水平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的难度必然加大。
    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甚至是高污染、低效率来支撑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要求，“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为了突出这条主线，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不能上了，产能过剩产业就要压缩，相关企业就可能关停并转，传统意义的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三是生产要素低成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下降与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的矛盾。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要素的低成本投入支撑的。比如土地，据权威人士提供的资料，中国1亩农用地平均产出是2万元，但转化成工业用地，而且不包括房地产这个特殊行业，产出就会增加到23万元。就是说，一亩农用地转化成工业用地，GDP可以增加21万元。在不少地方，土地转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进入“十二五”时期，低成本土地转化已经不现实，国家对土地转化实行严格管制，即使能转化，补偿成本也大大提高了。
    再比如劳动力，过去我们的产品之所以能行销世界，占领国际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近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部分地区出现招工难问题，用工成本明显上升，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将成为一种趋势。
    又比如资源，过去都是低成本投入。随着资源供给的紧张，资源价格上升，资源低成本投入这个优势也在减弱。最近进行的资源税改革，征税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资源价格上涨，增加经济发展成本。
    还比如生态环境因素，在过去的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发展时常是不计生态环境成本的，而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必然对经济增长速度形成更强的约束，使无生态约束的经济高增长模式不能再延续。
    四是外部环境趋紧与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需拉动，就是出口拉动。而随着中国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欧美等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外部环境趋紧将是一个必然趋势，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进而影响我国经济高增长态势的保持。
    中国经济高增长态势不会根本改变
    进入“十二五”时期，从支撑力来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是不现实的。但是，“十二五”规划把5年间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定为7%，显然是一个留有余地的预期速度。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既要看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同时要看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特别是中国独特的优势因素。关于这些因素，可以罗列许多，比如说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科技投入加大带来的技术进步加快、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
    而支撑中国未来经济保持高增长态势的一个更为关键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其动力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一种新的动力结构正在形成，可将之称为“动车组结构”。凡乘坐过动车组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速铁路的人都知道，动车组列车之所以又快又稳，固然是多个系统集成的结果，但最关键或核心的是它的动力系统。动车组的特点是动力结构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传统火车是单一动力源，一个车头拉着多个车厢，速度慢、震动大。动车组则不同，它的动力是分散化的，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装置。火车跑的时候，所有车厢都给力，刹车的时候，所有车厢都制动。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到今天，其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并继续发生类似变化，“动车组结构”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多点给力、多极发展的动车组时代。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使国有经济不断壮大，国有企业活力焕发，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集体经济也通过改制和自身调整脱胎换骨，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一直势头不减。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动力多元化、分散化和均衡化。
    从地区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东部。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然后带动中部西部的发展，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有条件发展就率先发展，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当时有学者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梯度发展战略”。所以，在一个较长时期，率先发展的东部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上台阶、上水平，加上资源优势的逐步发挥，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2007年开始，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东部，2008年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中西部的更快发展和诸多新的增长极的形成，改变了以往偏重于依靠东部提供动力的格局。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动力结构正在走向动力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
    从产业结构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因比重过低而支撑力有限，这一格局迄今没有根本改变。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说明我国经济是一种重型化结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要求，“十二五”规划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出部署。按照规划，我国产业结构将在“十二五”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其基本方向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近期出台的运输企业和部分服务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就是对流通服务业发展的一种促进。“十二五”时期，随着各种政策的不断落实，第三产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第三产业将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支撑，成为我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脱离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支撑的重型结构。
    从总需求结构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提供动力。针对这样一种结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一要求体现了我国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在三大需求当中，消费是具有可持续性的最终需求，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偏低。投资主要体现为中间需求，投资固然会拉动即期需求，但会形成下一个经济循环的供给，如果新增供给没有新增消费和出口相适应的话，就会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引起经济波动。在三大动力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居于首位；出口尽管也是最终需求，但其不可控性和不稳定性也容易导致经济波动。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来说，必须强化消费的作用，使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国着力扩大内需，把扩大消费作为重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内需和外需的关系逐步协调，总需求结构加速调整。“十二五”时期，随着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农村消费的各种措施逐步到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目标，逐渐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格局。
    综观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动力结构的巨大变革，可以说一种类似“动车组”的动力结构正在形成。在这样一种新的结构基础上，尽管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会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但动力结构的变革将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态势提供持续而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