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志强（《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6月25日）

徜徉于城市的街头，在某些地方，比如重庆的两路口、南京的中华门，常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人们，一些人手中提着 “木工”、“瓦工”、“厨师”等字样的木牌或木片、纸片，另外有一些人们正跟他们讨价还价。当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一来，那些人就作鸟兽散；执法人员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 这就是最近几个月里，辽沈晚报、扬子晚报、南京的日报和晨报等报纸以及各大网站纷纷报道过的劳动力黑市。目前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存在不同规模的劳动力黑市。它们损害经济效率，也滋生着社会问题。比如，在这个市场上，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会经常发生，甚至还发生过流氓借招聘为名，强奸、杀害农村女青年的案件。 作为新闻焦点而赫赫有名的，当数南京中华门劳动力黑市。中华门劳动力黑市形成于1996年，沿袭迄今，虽经数次“取缔”，但至今仍相当活跃。当局先后使用过驱赶、清理等办法，均未见效；后来当局宣布其所属的11家职业介绍所免费对黑市中的劳动力开放，希望通过降低加入正规市场的成本，吸引劳动力离开黑市。 即便如此，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然不能和中华门黑市相比。何也？一项于双方皆有利的交易不能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过高。对于进入黑市的劳动力来说，也正如此。这些劳动力多来自于外地和农村，当地政府关于就业的一些行政性限制提高了他们进行劳动力交易的成本，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可供调整的边际。那些成本，并不单表现为职业介绍费，而且表现为诸多的行政性限制。比如南京，在职介机构求职，除了要有身份证外，还必须有户籍所在地政府发放的外出务工证，结婚的还要有计划生育证等，诸证必须齐全。在办证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仅仅降低职业介绍费而不取消证件限制，要吸引黑市劳动力复归正规劳动力市场，何其难也。 如同劳动力交易成本的衡量一样，办证成本不仅包括办证的价格，也包括办证的“交易成本”，比如劳动力在办证过程中因为主管部门人员寻租而额外支付的费用。在许多的地方，办证是层层加码，甚至连村委会也要前来收取务工费。最后，那些旨在“规范”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证件，成为了某些部门和人员寻租的手段。 那么当局是否可以增加黑市劳动力交易的成本迫使劳动力复归到正规劳动力市场呢？政府的确这样想过并做过，比如驱赶、清理、取缔等，但似乎没有什么成效。因为政府在做出这些行动同样需要付出成本，有时这种成本很高。比如小餐馆、小理发店、旧作坊、保姆等行业对临时性、廉价的劳动力有需求，也容易在黑市与劳动力成交，政府要加以监督和管制是相当困难的。此情之下，管又何用？ 各地的劳动力黑市，都是近几年兴起的。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劳动力黑市。这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一旦劳动力流动限制得到解除，而与流动相关的权利（比如就业等）限制并没有同时解除，那么劳动力黑市就很可能出现。任何一项改革，其改革方案若不能同时出台配套方案，其后果可能是非常恶劣的。这正如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面试图建立市场运作机制，一面却对劳动力行政性限制不加以解除，劳动力黑市自然难免。 倘要开出根治劳动力黑市的药方，那就是彻底消除管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黑市因管制而生，因管制而亡。 放眼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又岂止劳动力黑市？由于行政性限制，比如①劳动力进出公有部门的各种限制；②非公有部门中，政府针对外来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如户口身份限制、工作岗位限制、工作待遇歧视、子女入托就学限制等都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无序状态。要根治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沉疴，自由与开放是唯一的必由之路。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保障秩序的，常常不是管制，而是允许unrestrained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