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据的意义
   
    韦森教授的“润滑剂”观点很快得到了回应，引发了人们所谓的“张韦之争”。被人们认为比较有力的回应当属薜兆丰，他认为韦森教授“知数据不知情况”：
    “常洗手的人很干净吗？未必。假如他终日跟脏物打交道，即使常洗手也是脏。常洗手的人很肮脏吗？当然不是。假如他洗手是洁癖驱使，那么他的手比一般人干净。死亡率高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吗？未必。加州死亡率居全美之冠，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最适合养老。死亡率高的地方就适合居住吗？当然不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矿区，死亡率很高，以今天的标准看，那不是人住的地方。不花钱看病的人身体健康吗？未必。很多穷乡僻壤，几乎没有医生和药物，即使眼睛瞎了，牙齿蛀了，骨头折了，也得不到医治。花钱看病的人就体质孱弱吗？未必，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那里的人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
    “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发明了电话，通信的费用是从无穷大急跌下来，而不是从零暴涨上去。”
    “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从而纳入了国民收入的统计范围——这种情况是好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5]
    但薜兆丰对韦森教授的批判并不是很有力。
    1.数据真相
    得出上述结论的原因，在于薜兆丰对数据的误读：“同一个数据，既可表明一种情况，也可表明与之相反的情况。”“数据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至少同时支持两种对立的情况。”[6]如果是这样，统计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严格来说，任何数据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健康数据与不健康数据绝然两分，血压超标、血脂超标，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这都是不健康的标志；治安好坏的数据也绝对不一样，犯罪率居高不下，说明治安情况不好，而不是好与不好无法判断；脏与干净在医学上具有严格的卫生标准；环境卫生状况、空气指数，优良就是优良，恶劣就是恶劣。在这些数据中，根本不存在“未必”。
    任何数据都应该是事物自身客观存在的抽象和统计。如果数据不能够提供依据，那么我们要统计干什么。数据说明不了问题，说明你选择的数据不是事物自身的客观存在。适宜人居住与否，必须看环境卫生、空气优良指数，从来都不是以死亡率来说明的；洗手虽然是用来祛除脏物的，但脏与不脏并不是依洗手次数来说明的，而病人——非正常人的洗手次数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身体健康与否有身体健康的指标，从来都不是以花钱多少来确定的；治安状况我们必须看犯罪率，而不是看破案数字。犹如我们不能够依高矮、胖瘦评价人漂亮或丑陋，不能依某人带刀就断定他要杀人。说明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如果胡乱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数据，确实是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2.逻辑倒置
    “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有利于社会进步；另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效率下降了，……都会使经济倒退。”“到底哪一种情况占上风呢？……我们得首先确认‘美国那一百年的经济是进步的’，……我们只有先了解情况，才能据此理解数据的含义；反过来，我们则没有本事单纯从数据出发，去推知真实世界的情况”。[7]
    严格来说，任何事物的定量、定性都必须靠数据来说明，没有数据作依据，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臆断。没有数据，我们就不知道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没有数据，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的环境是否适宜人们居住；没有数据，人们的健康状况无法说明；虽然从破案数字上升不能够推断治安情况好转或治安情况恶化，但没有数据我们就无法明确治安情况好转或治安情况恶化。可见，数据是为了说明事物存在的属性的，而不是用事物的属性来证明数据如何如何。同样，交易费用的高低也是用来说明经济状况的，而薜兆丰却用经济进步来确定交易费用究竟是好是坏。逻辑倒置，混淆是非。
    再者，事物的好坏虽然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即使美国的社会是进步的，坏的指标也不可能因为社会进步就会变成好的指标。如果交易费用是“摩擦力”，是约束经济的力量，那么它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是润滑剂，不可能是好的。我们需要的是理论能够解释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我们的理论。
    3.悖论仍然存在
    如果说“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该交易费用指的就是“摩擦力”；但如果说“交易费用……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那么，该交易费用作为“摩擦力”就会有点牵强，因为，作为“摩擦力”的交易费用什么时候都是经济发展的约束、阻力，不可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不然，就不可能存在人们行为的目的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了。因此，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只能是减少“摩擦力”的另外一种东西。
    按薜兆丰的理论，诺斯统计出的交易费用是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交易费用是降低的。但诺斯的数据一个是从无穷大降低到国民收入25%的有限量，而另一个则是从无穷大降低到国民收入45%的有限量，其有限量的交易费用的动态变化仍然呈递增状态。仍然与张五常所言相悖。
    韦森教授不过是指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中悖论的存在，并希冀找出悖论存在的原因，即便错也不在韦森教授，也在统计。薜兆丰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数据不能说明问题，什么能够说明问题？交易费用是什么？悖论如何解决？薜兆丰都没有符合逻辑的解释。

    三：诺斯第二悖论

    由于该悖论最早见于诺斯的文献中，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诺斯悖论”，相对于“诺斯第一悖论”人们又称之为“诺斯第二悖论”，“但它决不仅仅是诺斯的悖论，而是整个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悖论。”[8]
    对于该悖论，诺斯希望通过引入：单笔交易费用与整体交易费用的不统一，在悖论内自圆其说。如诺斯在《经济学一场革命》中一方面写道：“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讨论交易成本的度量，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区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成本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任何经济体中，交易成本在总体上不可能降低。”[9]该悖论有人转述为“一方面，从边际意义上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另一方面，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10]但诺斯的上述解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混淆了总和交易费用与单笔交易费用的关系
    单纯从量上看：单笔交易费用阻碍单笔交易，而总和交易费用阻碍整体经济。无论你单笔交易费用多大或多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最终要算到总帐上，最终要归结到总和交易费用的大小。毋庸置疑，单笔交易费用虽小累积多，可以导致总和交易费用大；但关键的是诺斯的该统计数字不只是总量增加，而是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该增加显然不同于总量增加。总量增加所占比重可大可小，既可以是60%，也可以是10%，但如果比重增加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如果比重增加，建立在每笔交易中的交易费用也必然相对增加。虽然偶尔的“短期的交易费用的下降并不一定代表长期的下降”，但长期的交易费用上升必定建立在大多数短期交易费用上升的基础上，没有大部分“每一个时点上”的交易费用上升，必不存在长期交易费用的上升。
    其实，任何交易都是为了交易收益而进行，收益的大小与交易费用所占比重直接相关。因此，如果把电话费作为交易费用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只看单笔电话费的贵与贱，而应当看单笔电话费的支出与收益之比。某一分钟电话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而另一小时电话用于聊天，谁的收支比重大，谁的收支比重小。自然一目了然，拿单笔交易费用在单笔交易收益中所占比重，与总和交易费用在国民总收入中比重比较，更容易明确单笔交易费用与总和交易费用的关系。任何时候，总和交易费用所占总和收入比重与所有单笔交易费用所占单笔收入比重的平均数是同一的。单笔交易费用所占单笔交易收入比重与总和交易费用所占整体收入比重呈正相关。不可能出现所有单笔交易费用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小(大)，而总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的现象。否则不可能出现总交易费用比重高而单笔交易费用比重低的局面。
    2.现实、需要与逻辑
    如果交易费用是“摩擦力”的话，诺斯对“交易成本在总体上不可能降低”的解释理由也不充分。“因为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换活动，而每一交换过程都需要花费资源来界定交换的内容和条件，因而，我们希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交易活动并构成交易成本。”[11]我们虽然需要“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但我们就那么需要设置障碍和约束吗？难道没有约束和障碍，我们的交易与分工就不能够进行了呢？难道“摩擦力”低的话，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不能够正常运行吗？其实，这是逻辑的倒置，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交易中必然存在“摩擦力”，因而，降低“摩擦力”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3.什么样的性质不同
    有人可能发现了上述问题，从而强调：“‘社会总和交易费用’还不是‘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简单相加，而出现了性质上的不同”。[12]但总和交易费用与单笔交易费用存在什么“性质上的不同”、以及单笔交易费用与总和交易费用什么关系，诺斯及其追随者一直也没有说清楚。但简单的问题是，总和交易费用都应当是、且必须是单笔交易费用的总和，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东西，最多只能是不同交易费用或部分交易费用的总和。即便诺斯将交易费用分解成两部分：“即界定产权的成本以及履约即实施的成本”，但总和交易费用是哪部分交易费用的总和诺斯也没有解释清楚，性质也没有确定。把交易费用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也只不过是说明了交易费用的不同来源而已，也没有给其定性。有人说总和交易费用指的是外生交易费用的总和，那么，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什么，也需要进一步定性。如果外生交易费用仍然是“摩擦力”，那么，悖论同样存在。
    显然，诺斯及其追随者在其交易费用作为“摩擦力”的框架内仍不能够走出悖论的困境。

    四、“摩擦力”与润滑剂

    上述争论的关键即在于没有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交易费用，他们“对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摩擦力”之交易费用是指：“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13]如果没有网络，人们的信息交流费用；没有飞机、轮船、汽车等，货物的运输费用等等，它们确实是很大，有时甚至阻碍了交易的进行。因此，在进行该交易之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首先设法降低该交易中的“摩擦力”。然而，降低该“摩擦力”也必须花费费用。这部分费用就是诺斯之交易费用——诺斯统计的交易行业的收入，无论是电话费、网络费，还是汽车费，它们都是人们为了降低“摩擦力”而投入的费用。这部分费用我们不能够再称之为“摩擦力”。如果把降低“摩擦力”的费用当作“摩擦力”，我们只能走进用“摩擦力”降低“摩擦力”的逻辑怪圈；或者说，如果我们投入的费用是“摩擦力”，带来的只能是“摩擦力”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同时，我们的汽车厂、通信设备厂，甚至交通业、通信业等等交易产业不是在降低“摩擦力”，而是在生产“摩擦力”了。再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人们不可能为自己设置“摩擦力”。由于该费用发生在交易过程中，虽然也可以称为交易费用，但这部分交易费用就是“润滑剂”，是为减少“摩擦力”而投入的“润滑剂”。尤如一部机车，当其轴承没有润滑剂的时候，其“摩擦力”就会很大，其运行费用就会很大，甚至无法正常运转，但如果给其注入润滑剂，则能够高速运转，其运行费用大大降低。该润滑剂虽然也是机车的运行费用，但该费用显然不能够当作机车的“摩擦力”来计算，只能是润滑剂。诺斯“用于进行整合和协调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交易费用。都不可能是“摩擦力”，都是润滑剂。“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必要的交易费用不仅不是“摩擦力”，而且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交易费用，人类的交易将无法进行，从而也无法获得分工的巨大收益。”[14]
    可见，这两种交易费用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交易费用。诺斯交易费用(润滑剂)的增加是人们为了减少传统交易费用(“摩擦力”)的投入。这种交易费用的投入，改善了人们的交易水准，提升了人们生产和交易的效率，大大增加了人们的交易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投入在该交易中的“润滑剂”越多，说明人们减少的“摩擦力”越大。交易行业就是人们为克服“摩擦力”，向市场注入润滑剂的产业，一切旨在降低交易费用（摩擦力）的相关费用，如通信、交通、警察、金融、中介以及各种制度和组织的费用绝大部分都是这类费用。这部分费用不是对经济的约束，是促进，是“润滑剂”。
    如果引入“润滑剂”交易费用，诺斯第二悖论也自然消解，无论其单笔交易费用还是总和交易费用都是“润滑剂”。该总和交易费用——“润滑剂”是其单笔交易费用——“润滑剂”的加总。美国之所以大富，是因为他们投入了较多的“润滑剂”，从而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摩擦力”；而埃塞俄比亚之所以大贫，就是因为其经济系统的“摩擦力”较大，更因为他们投入的“润滑剂”较少。

[1][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
[2]张五常.经济学解释(卷二)[M].香港:香港千树出版社.2002:137
[3][4]韦森.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A].经济学如诗[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9,182
[5][6][7][13]薜兆丰.知数据不知情况[N].新周刊(第156期).2003,4
[8][10]李建标等.“诺斯第二悖论”及其破解[J].财经研究,2003(10):32
[9][11][美]诺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A].[法]梅纳尔.制度契约与组织[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51,51
[12]卢周来.也谈“诺斯第二悖论”及其求解[J].经济经纬,2004(3):12
[14]张计划.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交易费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5

重复了删除

不好意思，审核时没看到重复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