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评论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就重工业化问题谈论一点看法。
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由轻工业化走向重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化,是在轻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下的超前发展,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导致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人民的正常消费都不能满足,这能说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吗?
2、改革开发以来的轻工业发展和目前的重新重工业化,才是符合了经济规律的正常发展路径。
3、不能说吸引外资一无是处。当然,自己的一些专有技术和关键企业是不能轻易卖给外资的。
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由轻工业化走向重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化,是在轻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下的超前发展,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导致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人民的正常消费都不能满足,这能说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吗?
我看是你是学文科的吧?
的确轻工业是直接在面对民群消费。请问轻工业优先?那么生产消费品的车床、原料、组装消费品所需的零部件从哪的来?????????????
是不是zsd608先生脑子里边空想就能想出来?(请记住生产消费品的一切设备、原料、原件都是来自重工业)
你也太搞笑了么?
既然本国没有,那么是不是要从国外进口?这样会有多少实物资源流出?会制造多少血汗工厂????????这样就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了!
轻工业优先不可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因:
一、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直接的指令性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原创】没有工业体系的大国发展GDP等于蠢猪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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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狂升,进口国外的原料、低档消费品越来越便宜。我们出口有高附加值的机器设备就行了。一切都以人民币结算,把西方工业体系架空!一切国家的GDP都必须建立在中国的重工业体系之上。
对于现实很无赖,因为中国已经是依赖型国家,人民币升值,那么下游的产业会破产,会中国人冲击很大,这样中国人就即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了,接着由于没大量企业破产,人民币还是会反过来狂贬的。这就是依附型国家的下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 19:18:49编辑过]
写了区区百字就引起“岳飞”大将军如此激愤,看来也值了。
我的确是学文科的,但是如果你以此就认为我的观点中没有正确的细胞的话,那么正好说明你的可笑。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政治这些人文学科,那你还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宏论吗?
轻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优先发展,并不否定重工业的重要作用,我们当然知道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是重工业提供的,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在人类工业化过程的早期,发展重工业不能仅仅为了发展重工业,像苏联那样,发展钢铁、国防、航空等等,是为了和美国争霸,那这种思路就错了。在工业化早期,重工业发展是为了给轻工业提供更好的机器设备和动力装备。比如说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了,可是,优先发展起来是什么行业?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为主导部门。
中国在建国之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也是建立在旧中国轻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上的,不是象某些先生想象的那样,好象我们一夜之间就建成了195个大型工业项目。
像苏联那样,发展钢铁、国防、航空等等,是为了和美国争霸,那这种思路就错了。在工业化早期,重工业发展是为了给轻工业提供更好的机器设备和动力装备。
你要明白,重工业强,不发展军事,军事力量都超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军事强国。相反无论如何以轻工业算出的GDP如何之高,也是依附形国家,最低级的不入流的角色。
苏联怎么了,你以为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差么?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苏联的民用工业只不过是相对军事工业落实,并是不民用工业、轻工业一定很差,因为有重工业撑着再怎么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到74年联盟内都是百分之百的就业,70%的家庭有汽车,50%以上的人一年能到黑海渡假一次,半数的人都有别墅,全免费的医疗、教育、水、电、电话费等,商店里产品丰富(90年除外)
就是那些认为苏联农业很差的人只看来了一面,虽然苏联的农业的亩产是是出名的低(还不如沙俄时期),可以这些人确不知道,苏联农业的人均效率,由于机械化在全世界都是排前三位的,农业人口每年都减少,可是人均效率确在不断提高,苏联的铁路系统的行车效率居然高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5到6倍。
那些人认为计划经济下没有个人电脑,可这些人确不知道,苏联的六边形等个人电脑是相当有名的,苏联也不像其它国家认为的那样没有民用的计算机网络,苏联有USRNET网。苏联的安-225是世界上军民两用的最大飞机,可以载1/4的列车。
这些人把苏联贬得一钱不值,就是想否认存在过一个繁荣、富强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份子,就是想为了证明市场经济的正确性。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虽然各种宣传、书籍、资料下一再压低苏联的数据,但是实事是无法掩饰的。
而这一切的财富都是重工业造的。
的确经互会解体以后,那些国家生产的东西可以说一钱不值,因为国际分工链环断裂。一大堆零部不能组装当然是破铜粉烂铁。
中国在建国之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也是建立在旧中国轻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上的,不是象某些先生想象的那样,好象我们一夜之间就建成了195个大型工业项目。
中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无关,你别忘了中国的重工业的资金是来自农业(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扭曲),也就是计划经济,没有计划经根本不可能有重工业。而且轻工业的那些工人也要技术工人么?
一个后进国家能否进快速进入工业社会,最重的就是进行思想上、行动上的工业化的文化革命(斯大林最先提出过这种理论),使整个国家理工科化。通过大锅饭,现场主义培养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工。工厂首先应该是一个学校,现场主义大锅饭对于重工业来说最好,可以产生裂变反映,由一座快速企业分裂成两座,然后是四座、八座、十六座。老企业的技术人员很快就可以在新企业变成技术和管理上的骨干,培养大量的工业人口。看一下苏联之所以能在两个五年计划能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就是由于这期间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苏联的技术人员从战前不到德国1/6的技术人员发展到是英、法、德、日四国总和的6倍之多。
像卑斯麦时的德国也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进行文化革命,然后直接发展重工业,文化革命是后进国家快速变为工业化国家的不二法门。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也不见得比日本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远见卓识,中国崛起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1949年时点,从人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而不是优化配置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上毛泽东至少领先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0年。他们还在鼠目寸光地研究该如何优化配置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
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曰》只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工业化训练。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其实,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平均身高体重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农民也得到了再造,扫除了文盲,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日本电视台经常有反映第三世界农村生活的节目。其它国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可能土地是私有的原因),轻壮年在田间拼命干活,但非常贫困,没有文化,家徒四壁。而中国农民,积极性差很多,老弱病残干活,因为有各种农机具,轻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多少还有几样电器。但中国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相比日本农民,中国农民还算勤快的,但日本农民非常富裕。
工业的扩张,完全是与经济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且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多多了。看6、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中等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毛泽东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火箭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不符合比较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们完成了中国高等人才的准备,使中国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在最新技术领域,中国的第一与世界第一诞生的年代相差不远,虽然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 17:47:58编辑过]
第五节 以轻工业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错误
旧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延续和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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