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具体怎样地决定着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符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应该说没有多大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种植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因此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牲畜生长的能量吸收、转化与排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约90 %的植物能量;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在性质上应该是更低级与更简单,因而也更为落后的一种生产发展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事实上,如果没有牲畜的粪肥,耕牛的劳作,若谁突然想在某外旷野独家辟一块小地,种一点庄稼,那天旱雨涝,鸟兽糟蹋以后,所剩就微乎其微了;而既然地多人少,那放牧就决对比种植轻松得多,也收获得稳。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不能说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定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以前,人类社会必经历牧业与种植那两个主导生产时代;而把这性质悬殊,缺一不可的两个发展时代,笼统于一个农业时代,然后再依时间先后划成“前农业时代”与“后农业时代”的做法,是不确切的。
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因此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
当然,由于历史进步始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挠,而“传统利益”又往往比“新兴利益”更有利于简单传承,因此,历史上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并没有随着种植业的兴起而短时没落,但这也不能否定一定类型主导生产力对一定类型生产关系的客观决定性,现在许多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少数权贵把持传递着。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客观上是否会形成一种足以推动其自发形成的生产方式,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属于“第三产业”,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也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其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知识生产是一种全新的,在性质上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精神的生产。物品的生产方式为复制,其产出的效率来自分工,特别是现代工业,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于是分散岗位,熟练动作,固定程序,流水运作,协作越来越复杂,产出自越来越庞大;但是知识的生产方式却是创制,其生产若继续延用物质的细致分工,于是培养学生越来越专业,致其知识越来越闭塞,眼界越来越狭窄,则其产出自只能反复地陷于片面与肤浅。
而事实上,知识是不可能在固定流程的支配之下,集约生产的。知识的单位生产者,只能是单个的创新者,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并不能相互得到新启发,而是只能彼此受到旧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比如哥得巴赫猜想,一个数,一个数的验算,有耐心的人都能做到,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得到信息的事可以由实验室真实地去做,或者将来由电脑虚拟地去做,但分析信息却必须由创新者以其独特的角度,用其独到的方法,去独立地思考。因此说,知识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位地生产,才能形成产出的高效率(协作是一种管理,而不是严格的生产)。
其次,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毕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能对知识的生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因此它的生产方式,延用的仍是工业“投资为本”的原则,这就给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不利。
首先,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组织,采用的仍是“钱雇佣人”的做法。是“钱要人做什么人就做什么”而不是“人要钱做什么钱就做什么”。汽车厂的人只能研究汽车,想研究飞机找飞机厂去(但或许对飞机的思考倒可以给研究汽车以启发),飞机厂的技术只准用于飞机,汽车厂或许能用也不知道有这项技术,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给用。这就使人的创造力大打了折扣,也使生产的协作与知识的推广打了大折扣。
再则,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成果——知识,现在也大多成了钱的专利,而其生产的主体——研究者,却被抛到了一边。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不知有幸福的是动物,幸福无可再求的只有“神”,求幸福不单要有名,而且要有利,“无私奉献”是反人性的,因而也是骗人的与行而不远的,人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对幸福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的动力——当然社会上也随时会有人为追名逐利而作恶,但那是你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善,惩恶扬善不到位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幸福本身有毛病——但是现在,本应该属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却被钱直接地占成了专利,赚去了高利,而其生产者却只给穿一件白领,花几个工资;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发现,也被钱无偿地随意使用,而其生产者却只能得到一个“科学家”的虚名,实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满足。这种做法,实为一种严重损害知识生产者创新利益与创造积极性的做法。
并且,把本该属于人的知识产权交给钱,还会遏制知识的正常传播。可以想见,知识如果是属于人的,那么在一个适当的交换原则的主持之下,将是这知识传播运用得越广泛,对知识的创新者就越有利,就像作家出版他们的书一样;而现在把知识的产权交给了钱,让钱去赚利,则是这知识越保密,钱可能赚到的利就越多。
遏制知识的传播,就是遏制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是对已有知识的逐级创新,相对论不可能产生于牛顿力学之前,跨越式的“新创”并不附合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最新科技知识却被钱占成了“机密”,严加保管,不得外泄,其结果是,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旧人要创新比较容易,而不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新人,依托他们所能掌握的老旧知识,却顶多只能“创旧”,要创新就心然是偶然性的“跨越”,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知识生产的。同时,知识创新又是已有知识与一定的新视角、新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而知识生产要想纳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那就必须纳入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并且这“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要想成为“创新新人”,他们又必须即时地了解与掌握现有的最新科技知识。因此说,知识生产要大发展,决离不开知识共享,断不能要知识保密。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技生产中,钱虽则是次要的,但它毕竟也是必要的,请问,如果没有我钱的支持,你研究如何开展?
这就好像农业时代的地主提问:如果没有我的地皮,你工厂怎么开?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也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其原因就在,当时同一块地皮用以投资开工厂已经比种庄稼可得到的产值多得多了。因此说,要解决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地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研究设施的使用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台电脑,它可以向无数台电脑,无数个人传递信息,它可以做无数次运算,验证无数条定律。前文也已经说过,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这就是说,代表了钱的研究设施,实验室,它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为研究人员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由于它们并不能分析信息,所以它们的价位也只能是重复性的,服务性的。并且任一套研究设施,任一个实验室,通过网络,都可以为无数个人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
马克思以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将是按需分配,不分阶级的社会。但是我以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他们的“所需”也是无可量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变化,以前都以衣食为主,现在则重在精神享受了。而走出实验室,换个新环境,吸入新空气,找到新感觉,这也正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切入点。
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1)
在历史上,任一级先进产业的兴起,都是它的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而当一级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以后,它的升级换代,又必须由另一级更先进产业的繁荣去带动。
在世界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权,都会宣称自己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呢?国家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力的利益,人民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只有先进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了,更多的人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力才能得到健康与快速的发展,后进生产力也才能跟着升级换代。要知道,富国一般人家的一只狗也比穷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与更饱,现如今中国的乞丐要钱也是元呀角呀的,不像当年社员们挣工分几分几厘的抠。当然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必是不懂阶级观点的人。
因此说,看一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根本应看社会在总体上是哪一种人更能吃得开,更能行得通,看当嫁(婚)的女人(男人)更愿意与哪一种男人(女人)结成社会的细胞,即家庭。比如,劳逸随人,分配平均,那叫原始社会;地主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地主,贫农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贫农,各接各的班,那叫奴隶社会;姑娘们宁可给权贵富翁做小老婆,也不愿嫁给一个少钱无势人家的有志青年,那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掌控知识,能创新知识的人占据社会上层地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社会——但必须清楚,这里的“所能”,主要指得是智能,如果单论体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按劳分配就变成平均分配了,而一平均分配,各尽所能就又变成了劳逸随人——这种社会,到了科技生产力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的时候,将形成于必然,而在科技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已经开始抬头的时候,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手段,首先是经济手段去确立它。
任一件产品,它的内涵都有三项,即原料,动力与知识。
在古代,一把锄头的价值只等于该锄头一倍半重量的铁,即是说锄头的价值主要在铁,内含的动力与知识的价值总共也只占三分之一,若再从中去掉三分之二的动力,所剩的知识也就很少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产品的知识内涵逐步增大,物质则相对下降,但在工业时代,一台机床报费了以后,卖铁也还能拿回几个钱,然而到了科技时代,一张光盘内所含的知识价值,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其原料与动力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这时的产品,就只能叫做知识的载体了。
同时,在低级生产时代,劳动者赋予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动力,而知识则占少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对产品的知识赋予逐步增大,动力则相对减少,当机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机器人大量投入使用以后,人的劳动价值,就不再是提供动力,而是只能创新知识了。
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把适用于科技时代,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提前引入到工业时代,通过促进知识生产的大发展,达到使物质产业的发展走上稳定,健康,而又高速的发展轨道的社会。
要这么说,那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难道就是阻滞知识创新的了?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自然的生命形态就是靠这一条法则发展平衡的。而把这种自然的选择法引入到工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然而,在自由市场之下,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却并不长期平衡,并且一旦“周期性”地失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垮塌,链条断绝,就会形成一次整个经济的大衰退,大重建,社会极度恐慌,国家饱受摧残。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这个评判人,选择者,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直接代表商品优劣的技术质量,而是由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做的广告宣传,并且各厂家在做他们的广告的时候,为了把持其对技术的独知权,又要愚弄“上帝”,只是吹嘘他们的产品性能多高,质量多硬,却始终不给公开它是“凭怎么高的”,“靠什么硬的”?这就必然造成市场对商品选择的盲目性——人人都伸出一个大拇指,哪一个是君子,哪一个是骗子,很难分得清——并且经济越发展,品类越复杂,商品越高级,市场的选择能力就越显得软弱。
市场竞争体制既能造成市场消费取向的盲目性,那么老而大的企业就满可以凭着它的老名声,老面子,斗起来又招大力沉,继续为它的过时产品争夺市场,抵制别人的新颖产品;而新而小的企业虽有过人的技术,但因是初涉江湖,又势单力薄,自然连起步都非常的困难——所谓风险投资的“风险”主要就在这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发展在哪里呢?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并且,选择既存着盲目,代谢也势必滞后:手表究竟质量可靠与否?磨损耐用如何?那就更成了几年,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生态竞争是狼既追羊,羊也逃狼,跑快的存,跑慢的亡,于是双方精壮的都跑得快,谁都灭不了谁,老病的都跑得慢,该淘汰的及时淘汰;而市场竞争却是消费者全成了盲牛瞎马,任凭虎狼争食,竞争变成了虎口与狼牙之间单方面的内部竞争,而且面对盲牛瞎马,衰狼病虎也照能狼吞虎咽,直至最后吃成了狼多肉少,血尽毛干,整体当然只能一拍两散,洗牌重建了。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优胜劣汰,轻松胜任,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往往力不从心,结果是只能对生产的粗放扩张听之任之,形成市场失容,经济崩溃。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他在近代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衰退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衰退还不太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更从“近代”升到了“现代”,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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