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任波）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变身公司雇员，已成为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但实施前景恐难乐观。

2月27日，交通部、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国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逐步取消出租汽车企业承包挂靠制，普遍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等措施。从3月起，各地出租汽车企业要逐步与出租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出租车新政出台，表明了出租车业日益受到决策者重视。该政策酝酿已久，其背景是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各地出租车行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壮大。一些原本没有出租车的城镇，也逐渐形成规模。而出租车司机群体容易形成一定的组织形态，尤其中国出租车行业挂靠制盛行，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管理模式相对松散，双方以“份子钱”为纽带维系的经济利益不一致，更易激发罢运等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对社会秩序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而去年以来，油价上涨、生活人工费用上涨等经济条件变化，使得该行业内部矛盾潜伏。

与此有关，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对出租车行业推行“公司化”管理，实行公车公营。

公车公营的思路，即强化雇佣制，是在劳工法律的框架下重新定义司机与公司的关系。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工人权益，如要求公司承担社保责任等；另一方面，可强化公司对司机的管理权威。

不过，上述新政付诸实施，难以回避的前提条件是，出租车行业是一个管制行业，目前在中国其定位为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数量和定价都受政策限制，并非完全竞争性行业。这一安排能否奏效，能否从源头化解出租车行业的深层矛盾，还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其一，出租车司机和企业的关系应当符合现代劳资关系和矛盾解决机制演化的规律。此次新政最具代表性的措施乃是劳资双方协商“份子钱”，这与近两年官方推行的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一脉相承。但如果劳方的合法代表，如工会组织或行业协会等自组织缺位，协商必然徒有其名。而这恰是中国面对的现实。

其二，从根本上说，出租车行业的矛盾均与管制政策有关。数量和价格管制实施不当，而质量管制流于形式，是目前该行业的核心问题。放开数量管制，可以鼓励行业竞争，优胜劣汰，但这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难以实现。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城市化带来的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当前，数量管制恐难撤销，而行政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在握的审批大权。

而至关重要的定价机制，也不能完全按照公用产品的定价规律来操作。企业的费用是否合理，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因其公用产品的性质决定，应当建立公开透明，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这意味着，企业的份子钱也并不仅仅是司机和公司两方面的事情，更要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但目前中国并没有条件建立这样的一个价格管制模式。唯有从根本上调整决策机制，才能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