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徐博士把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购买力和支出欲望的错配”，这只看到了表象。问题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种错配？换言之，决定这种错配的背后制度和机制是什么？
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与家庭、资本与劳动、利润与工资、投资与消费互动机制的失衡。我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尝试用“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见下图：

图一 “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理论分析模型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在于“两种生产”的对立统一运动。所谓两种生产，一是以企业为单位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劳动力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产品和家庭劳动力都变成了商品，双方互为供给与需求，并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构建起商品市场、就业市场、金融市场；在“两种生产+三个市场”之上，又衍生出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共同构成庞大无比的市场经济系统。
企业与家庭是两个不同产权主体，有着不同目标和行为。企业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产权基础，基于资本投入追求利润最大化；家庭以“劳动力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为产权基础，追求基于劳动收入的福利或幸福最大化。最大化只是主观愿望（即徐博士所说的“人的欲望需求”），客观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博弈结果，如果达到均衡状态，就会实现利润与工资基于合理比例的同步增长，整个经济就会健康发展。
人性、人的欲望，所有人都一样，但在不同组织中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企业，人性和人的欲望，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这赋予企业努力生产、追求技术进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家庭，人性和人的欲望，表现为追求薪酬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这赋予家庭劳动者努力工作、提高收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利润目标与家庭工资目标相互矛盾、相互博弈，这种植根于人性的自我奋斗和相互竞争、相互激励，才是推动经济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徐博士认为“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分红偏少，导致居民收入占经济总收入比重偏低”，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无论国企还是一股独大的民企，都存在这个问题。然而，这只是个伪命题，因为忽视了企业的制度属性和行为目标背后的人性。
从制度层面看，建立在产权制度之上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只有向股东分红的义务，而没有向居民分红的权力。如果搞慈善，那属于企业文化道德范畴，而不是制度使然。徐博士在后文提出“全民持股”建议，一旦落地，企业才真正承担起了对全民分红的义务，但这必须是在企业制度深刻变革之后才会出现的结果。
西方国家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的法治体系，企业产权大多属于居民私有，因而把企业产权与居民产权混为一谈，把企业收入混同于居民财富；而居民财富，既包括劳动所得薪酬，也包括企业资本利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重视企业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区分。
我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企业收入与家庭收入有明确边界。这是基于产权结构的不同，我国与西方国家私有制经济的根本区别。看不到这一根本区别，用基于私有制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给中国公有经济开药方，无异于“头疼医脚”。
我国的产权制度，在企业方面，包括国企和民企，是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在家庭方面，是天然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私有制”，因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除非沦为奴隶或剥夺人的生命，永远归个人或家庭私有。因此，考察我国经济，必须考察企业与家庭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
从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视角看，造成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三：
一是在观念层面，我国社会长期遵循“重生产、轻生活”思维，颠倒了对生活与生产相互关系的认知。追根溯源，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的旧唯物史观有关。其实，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来自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而不仅仅是“重物轻人”甚至“见物不见人”的单一物质生产方式。
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有其道理；但在有效需求不足环境下，“重生产、轻生活”就显露出忽视人、忽视人的生命力的错误思维本质，不仅遏制消费，也因消费不足又反过来制约生产。
二是在制度安排层面，企业权利总是大于家庭权利，因为市场经济下，企业制度演进与家庭制度演进，是一个相悖而行的趋势。
在企业方面，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再到现代企业制度，组织日趋科学、管理渐进高效、人才结构优化形成“人力资本集群”，推动技术持续进步，从而使企业的决策力、组织力、竞争力、执行力不断提高，推动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
家庭组织演进，则是一个退化趋势：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家庭或家族同时承担着人口繁衍、生产劳动、族群自治等多种功能；而当代社会家庭，已经退缩为核心家庭，功能逐渐收窄，甚至沦为生育机器，还出现了试管婴儿、代孕、同性婚姻。尽管社会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却是一盘散沙，无法与企业相抗衡。工会是一个抗衡企业资本的有组织力量，但如果工会职能不全，也就弱化了家庭劳动的集体议价能力。
我国居民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资产性收入占比很少。工资增长赶不上利润增长，原因在于家庭权利演进与企业权利演进背离。这种企业进化越来越强而家庭进化越来越弱的趋势，是市场机制自发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如制定强制性最低工资标准），仅靠资本或企业家慈善，几无逆转可能。
三是货币配置失衡。由于企业权利过大、家庭权利不足，必然导致工资增长赶不上利润增长、家庭生活消费落后于企业投资扩张，进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配置失衡：企业手里的钱过多，家庭手里的钱不足。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家庭虽有消费欲望但因缺钱而缺失了足够的购买能力；企业虽然有钱但因投资收益率降低而不愿投资，这就造成了徐博士所说的“购买力和支出欲望的错配”。但这只是有效需求不足结出来的“果”，而不是“因”。
徐博士还提出一个“最优消费占比”概念，指出这是一个规范的应然问题。其实，如果这个概念成立，那么一定是个实证的实然范畴，因为家庭消费占比，只能是相对于企业生产而存在，即在利润与工资基于合理比例、同步增长的前提下，企业生产与家庭消费达到平衡那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应然的“最优占比”。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探讨的，是基于生活消费的人口及所含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家庭人口再生产与企业产品再生产相互矛盾、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无限循环的辩证运动。
生活消费至少有两大功能：
其一，消费也是生产，即“消费的生产”，产出一定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人口及所含的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其中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就业市场，构成就业市场供给侧，其他人口也是人口红利的组成部分。
其二，消费过程是对企业产品和产能的“消化”过程，是帮助企业实现利润以进行再生产的必要环节。扩大消费，可以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形成两种生产正反馈的良性循环；消费萎缩，则抑制企业扩大再生产，形成两种生产负反馈的恶性循环。
有效需求不足的危害，在于抑制了消费，导致了包含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人口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流动、就业——本应连续不断的各个环节出现栓塞和梗阻，造成人口再生产在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方面的紊乱。
如果没有消费，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利润无法实现，也就丧失了投资和再生产的动能；如果没有消费，就没有劳动力人力资本供给，企业生产就无以为继。
家庭收入低下、支付能力不足，从家庭视角看，会导致消费降级；从企业视角看，则是产能过剩，产品无法变现为利润转化成资本积累，阻滞了投资和再生产，由此又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对家庭就是失业，是劳动适龄人口供给过剩。
可见，有效需求不足，不仅降低了人的消费水平，而且损害了两种生产的良性循环和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动摇，而对未来预期信心不足，是造成经济下行不可忽略的社会心理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特别说明。
从需求侧看，分为“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企业产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一类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用于企业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是“中间需求”；生活资料用于家庭消费，对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最终需求”。
中间需求是手段，旨在提高生产效率。通常所说的“投资”，很大一部分是对生产资料再生产的投入，其最终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消费。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正因如此，有效需求不足就不是“中间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最终需求不足”，这才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命题的要害。因此，唯有提高生活消费水平，才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症结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用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方法论来看，徐博士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内涵及产生原因的论证，缺失了对生活消费的功能及人口再生产过程的探讨，削弱了他的文章的说服力。

（三）中国经济的逻辑

徐文的标题是“中国经济的逻辑和出路”。纵观全文，徐博士重点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涵义、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上中下三个方案，但并没有就中国经济逻辑这个问题本身，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观点。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逻辑和显著特点，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许是因为议题敏感，徐博士文章缺失了对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认知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叙事逻辑的又一个缺憾。
讨论中国经济逻辑、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公共产品供求和政府职能，是绕不过去的论题。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包含公共产品与政府职能的理论分析模型，见下图：

图二 “三种生产”辩证运动的理论分析模型

这个模型是在前一个模型基础上，又加入了公共产品、政府职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要素，构建起一个包括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的“三种生产”运行模型，展示了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制度机制，超越了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最高级别的政经制度和机制安排。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产权基础之上，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其地位和作用比西方要大得多。中国经济走出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但还有五年规划、产业政策。市场机制被称为无形之手，但存在市场失灵；而在中国，政府有形之手无处不在，要警惕的是政府失灵。
有鉴于此，中国经济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和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这里的关键，是对公共产品与政府的地位和职能，要有一个清晰而科学的认知。我的主要观点是：
1、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刚需，是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是公共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来源于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扼制“负效应公共产品”的意志和能力；政府行为与公共产品供求本身，也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采取政府依托国家机器强制征税-纳税的非市场、非商品交易方式；
4、税收如果被看作是公共产品价格，可以计入GDP，但许多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法治秩序，其价值无法计量、无法计入GDP；
5、正因公共产品供求的非商品交易属性，以及许多公共产品价值无法计量并记入GDP，使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理论出现巨大缺口，但也因此给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之外的政府国债货币发行，创造了广阔腾挪空间，成为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提供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有力抓手。
上述五条，除产权基础不同外，也是西方许多国家进行宏观管理时“只做不说”的基本原则，然而诡异的是，却未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忽视或贬低政府的作用，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阉割成了后来的“经济学”传统。
我想再重复一遍：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存在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产权主体和行为主体构建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之中，它超越西式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是当代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政经制度和机制安排，而在这个制度机制中，政府和政治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
所以，中国经济的逻辑，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认为私有制下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而主要研究生产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博弈、预期、供求、价格、均衡，并用数学方法使其研究实证化、精细化，貌似越来越科学，实则有很大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尽管不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但就是不愿对政府给予与其地位和职能相匹配的足够重视和充分研究；即使是专注于制度研究的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功能的叙事，也跳不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
所以，要想真正认识中国的经济运行逻辑，需要东方的政治经济学，即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称“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门探讨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大三权”分立与制衡内在规律、寻找三方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合作博弈、避免非合作博弈之路的新学科。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逻辑，概括来说就是合理配置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和产权结构；在此基础上，实现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三种生产”的均衡发展。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四)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症结的对策

针对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症结，徐博士提出了上、中、下三项对策：上策是“优化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中策是“靠投资创造需求”即延续投资拉动经济的惯性思维；下策是去产能。
徐博士进一步论证，上策是从需求侧发力，这是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治本之策和最优选择，但涉及制度机制的深层次改革，短期内难以落地见效。中策的发力点，仍在供给侧，已经实施多年，其利弊得失已充分显露，但在上策“还未走通的时候，靠投资创造需求的中策是我国经济的一条不坏的、并且可以持续的出路”，因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可以防止经济大幅减速。下策去产能，可能会造成大规模浪费和失业潮。
我完全同意徐博士的观点，特别赞赏他在上策中提出的“全民国企持股”设想，这是对我国公有制经济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解决企业分红过高、居民收入不足且缺少话语权的体制缺陷，具有重大意义。这里的问题是，全民持股涉及资本社会化、国企改革、经济民主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等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资本市场也已经运行了几十年，但信息不对称、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弊端，至今仍很严重。如何解决？徐博士并未深入阐述，希望看到他在后续研究中，提出新的成果。
如何取舍上、中、下三策？徐博士的论断是：下策“去产能”最不可取；中策继续“投资拉动经济”只适应于阶段性中短期；长期来看必须向上策过渡。
然而，由中策向上策过渡，中间必需涉过深水区改革。深水区改革有哪些具体内容？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徐博士尚未给出明确回答。为此，我想提出一些补充。在拙文《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我提出了六项对策：
1、跳出“重生产、轻生活”的认识误区；
2、体制改革：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
3、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二次分配加杠杆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目标是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
4、重塑消费理念，培育“新质消费力”以产出“新质人力资源”，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5、产权制度改革：加速推进资本社会化和全民持股；
6、重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以上粗线条提纲式罗列的想法，主要是针对内需不足，还未考虑国际环境因素；有的想法可能只是空想，需要进一步扩展议题并进行严格论证和深入研究。笔者在这里先把它们呈现出来，旨在抛砖引玉，与读者共同讨论，诚恳希望徐博士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徐高公众号“徐高经济观察”文章：《中国经济的逻辑与出路》。
张广柱公众号“和合主义与制度变迁”文章：《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宏观经济分析》。

我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二，一是国人习惯存钱，少消费，于是消费不足；二是经典经济学理论有问题，没有看到工资必然要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规律性。

依照我揭示的价格第一规律和第二规律都表明工资必须随生产率的提高不断上涨，这是经典理论没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