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平等性正在世界诸多国家加剧，这一问题也随之引起了学者和政客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在美国，最顶端的1%人口占收入的比例比20世纪70年代末翻了一番多，从年GDP的8%上升为目前的20%以上，上一次达到如此程度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不平等性引起了人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的担忧，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与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关系不大。不过，在20世纪早期，人们发现了这样的联系：有人指出，随着收入的逐渐集中，资本主义会导致有效需求的慢性疲软，导致“储蓄过剩”，因为富人大量囤积储蓄。这会促使国家转而寻求外部需求，从而引发“贸易战”。

　　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结束后的快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公正，这一观点也逐渐销声匿迹了。虽然存在商业周期，但从未出现过需求的慢性疲软趋势。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会说，短期利率总是可以降至足够的水平，刺激合理的就业率和需求。

　　然而，如今，随着不平等性再一次恶化，将收入集中和宏观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也死灰复燃了。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拉古兰·拉贾(Raghuram Rajan)在其获奖近著《断层线》(Fault Lines)中令人信服描述了收入不平等性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拉贾指出，收入大量向顶端人群集中致使美国采取了鼓励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不可持续借贷行为的政策，具体办法是通过对房地产部门的补贴和贷款担保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外，信用卡债务也出现了井喷。中低收入群体通过更深地负债维持了早已习惯的消费增长模式。巨富阶层(其中一些并非美国人)间接借钱给其他收入群体，金融部门则在其中开足马力充当中介。这一不可持续过程在2008年戛然而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自由坠落》(Freefall)和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的《余震》(Aftershock)也描述了相同的观点，而经济学家迈克尔·昆霍夫(Michael Kumhof)和罗曼·兰塞勒(Romain Ranciere)为收入集中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数学模型。尽管基本模型与此不同，但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如果巨富阶层大量储蓄，那么可以预期，不断增加的收入集中度将导致计划储蓄长期超过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赤字支出和极低利率来抵消这一点。或者，也可以通过汇率贬值提振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但如果最高收入群体所占比重持续增加，这一问题将成为慢性问题。迟早——当公债数量太大因而无法继续赤字支出政策，或当利率已降至近零区间时——系统将不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地方。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储蓄太少，而是在于储蓄太多？该国持久的经常项目赤字所反映的并不是消费过度，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拉贾、斯蒂格利茨、昆霍夫和兰塞勒以及其他人最新的成果解释了这一显而易见的悖论：最顶层群体为其他人的需求提供融资，这便是高就业水平和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得以并存的原因。当2008年危机爆发时，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扩张防止了美国消费出现崩溃。但这真的解决了基本问题吗？

　　尽管导致收入不断集中的链条并没有改变，但现在借钱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再出现一次枯荣循环的可能性很低。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难题。在被问及为何不再投资时，大部分企业的回答是需求不足。但只要收入不断地流向最顶层，国内需求又如何能够得到提振呢？

　　奢侈品消费需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此外，名义利率也不可能为负，同时不断增加的公债水平也在日益束缚财政政策。

　　因此，如果助长收入集中的链条得不到逆转，巨富阶层继续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奢侈品无法提振充足的需求，低收入群体无法再借到钱，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走到了极限，失业又无法转嫁给外国，那么经济就会陷入停滞。

　　美国经济活动在2012年的好转仍要归功于反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如果收入不平等性能得到减弱，同时预算赤字能有所削减，需求就可以通过可持续的、基础更广的私人收入得到融资。公债水平可以在不引起衰退担忧的情况下得到削减，因为私人需求能够得到提振。投资也会随着需求前景的改善而增加。

　　这条逻辑链对美国尤其适用，这是由该国收入集中度和所面临的未来财政挑战决定的。但收入比重向最顶端人群集中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我们不能继续忽视其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难题了。

作者： 前土耳其经济部长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署长 世界银行副行长 现任布鲁金斯研究所副主席兼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主任 克马尔·德尔维什  来源： Project Syndicate 2012年03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