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危机前的奔腾年代相比，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被大大削弱了。其次，美国近些年来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大部分进了富人的腰包，而中产阶级的相对收入大大落后了
　　芝加哥——为了明白如何在大衰退中实现可持续复苏，我们需要先了解大衰退之因。而识别原因需要从证据入手。
　　有两个事实值得关注。首先，与危机前的奔腾年代相比，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被大大削弱了。其次，美国近些年来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大部分进了富人的腰包，而中产阶级的相对收入大大落后了。在欧洲，对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担忧不像美国那样强烈，主要忧虑在于国家间不平等，德国一马当先，而南欧外围国停滞不前。
　　对危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指向当今需求疲软和收入不平等性恶化两者之间的联系。进步论经济学家指出，在美国，工会的式微加上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拖累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而传统转移支付项目也受到了削减。在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家庭被鼓励进行借贷，特别是用房子作抵押来借贷，以维持消费水平。
　　房价的上涨给了人们财富增加支持借贷行为的幻觉。但是，随着房价的崩溃，资不抵债的家庭不再能够获得信用，需求也随之大跌。因此，复苏的关键在于对富人增税，增加转移支付，并通过加强工会讨价还价能力和提高最低工资重振工人收入。
　　强调反工人、利富豪政策为衰退的主要原因，这样的逻辑并不怎么适合欧洲。德国等国家改革了劳动法，为雇主创造了更加灵活的空间，也没有快速提高工资水平，因此要比劳动力保护更完善的法国和西班牙经济表现更优。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替代论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达经济体发现实现增长越来越困难。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最终应对措施是放松对经济的监管。
　　更强的竞争和新技术的采用增加了从事咨询等非常规职业的高技能、有才华、高学历员工的需求和收入。曾经收入颇丰、大多由低技能、低学历员工从事的常规岗位纷纷被自动化和外包。因此，收入不平等性出现了，其主因并非有利于富人的政策，而是有利于准备充分、善抓机会者的经济自由化。
　　为了缓解落后者的不安，短视的政策反应是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信用。在监管约束放松的情况下，银行贷出了太多的高风险贷款。因此，尽管对不平等性的根源解释不同（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进步论和替代论在其后果方面是一致的。
　　替代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欧洲大陆的去监管化并没有那么强烈，那里更偏好于在增加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实现增长。但保护工人和企业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增加。此外，尽管不平等性不像美国恶化得那么剧烈，但劳动保护对身处保护系统之外的年轻人和失业者来说非常残酷。
　　欧元的引入似乎带来了繁荣，因为它降低了借贷成本，让各国得以通过债务融资支出创造就业岗位。危机终结了此类支出——不管支出原本来自中央ZF（希腊）、地方ZF（西班牙）、建设部门（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是金融部门（爱尔兰）。不幸的是，过去的支出推高了工资，但生产率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提高，这导致了支出者负债累累，失去了竞争力。
　　这一模式的重要例外是德国，德国人在加入欧元区便已习惯了低借贷成本。德国必须与高失业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由与疲软的东德重新统一产生——作斗争。为了增加就业，德国别无选择，只能降低对工人的保护，限制工资增长，降低养老金。相对欧元区其他地区，德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其出口-GDP比重出现了大幅上升。
　　替代论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美国应该专注于帮助达不到可得岗位要求者改善技能和教育。这样做不容易，更需要花费时间，但总比让机会不平等性高到十分危险的程度或让一大部分人口需要依赖转移支付过活强。为此，美国需要深思熟虑的全面税收改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大幅提高富人税率为必须的支出融资。
　　对竞争力低下的欧元区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已不能再拖了。但是，由于必须做出的调整规模太大，马上做好一切事情——包括痛苦的财政紧缩——在政治上并不可行。更少紧缩尽管不是可持续增长战略之道，但或能减轻调整的痛苦。一句话，这就是欧元区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外围国的调整需要融资，而德国根据后欧元时代的经验，认为这些国家拿到钱之后才不会进行改革。
　　德国人一直要求制度变革——对外围银行和ZF预算实行中央化的欧元区控制，以此换取对外围国的融资支持。但制度变革——尽管在最近的欧盟峰会中得到了热烈欢迎——需要时间，因为这要求谨慎的构造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权宜之计或许能令欧洲受益。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信心继续恶化，欧元区将可能不得不依靠传统的低信誉-低成本过桥贷款：IMF式的、暂时性、受监督的改革计划。
　　这样的计划并不能消除ZF最终抉择的必要性，希腊的阵痛便是明证。而ZF讨厌失去此类计划所隐含的出让主权和丢脸。但果断的ZF（如巴西和印度）在过去便已有过让它们重回持续增长之路的谈判计划。
　　随着改革后的欧洲重新开始增长，其中一些国家可能将经历美国式的不平等。但增长可以提供纠正这一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对欧洲来说，更糟糕的事情是回避严肃的改革，然后陷入平等、体面的衰退。日本，而不是美国，才是欧洲所应避免的前车之鉴。
　　拉古兰•拉贾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著有《断层线：为何隐藏裂纹仍在威胁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