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经济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与创新关键在于方法论的正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及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方法论与当代马克思者的方法论，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源于研究实践，而当代马克思者则是用来在实践中创新并指导实践。
【关键词】方法论； 创新；比较
【作者简介】 徐明（1964-），男，黑龙江依安人，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教授；曹百瑛（1963-），男，黑龙江杜尔伯特人，经济学硕士，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理论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人类社会经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并留传后世的所有理论都因历史的延续而被刻上时空的烙印，从而会在时间的光盘上显现出它的偏差。我们现时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庞大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理性阅读，通过对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身上的发扬与光大，同时也会顿悟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被非理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那种曲解与教条化。马克思方法论与当代马克思者的方法论，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源于研究实践，而当代马克思者则是用来在实践中创新并指导实践。发扬与光大、曲解与教条化都深深地留着时空的烙印。挥不掉抹不去的烙印若能警示并能使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继承者们的偏差与失误减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类经济社会的福音。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国度和时期来看，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阐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进行客观分析所完成的一种科学性的预测，并非针对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给下的定义。“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1]（р.21）然而，一旦突破这种束缚，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特点的这种开放性与创新性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
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在批判和继承古典学派的方法基础之上创立发展的。对此，他从不掩饰。他曾经说过，“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这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2] （р.24）
众所周知，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是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批判和改造的方法论。前马克思的诸多哲人及马克思的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们都没能写出类似《资本论》的科学宏篇巨作，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开放性所在。
人类的初始经济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表面问题的研究上。在马克思这里，他吸纳了经济学史上各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方法，并对其加以分析，结合自己的心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开放性地广泛地吸纳前人研究方法的作法不但成就了马克思自己的事业，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三部手稿到最终统筹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展示它在形成过程中的这种开放性。具体来讲，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采用比较分析与批判相结合方式，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从而体现了其研究方法独劈溪径的开放性一面；其次，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标志马克思的方法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但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更加大了综合比较分析的力度，使他的方法论更趋于成熟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法论的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这完全是由其科学的方法论所决定的，这个方法论的科学性完全由它的另一创新性来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正是李嘉图经济学说处于矛盾之中，迫切需要更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来解决李嘉图学说的矛盾，以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地理论方法上的创新，把实践的对象引进社会经济领域，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一下子突破进入通过经济现象揭示其本质的境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开始发展到庸俗学派，在马克思之前，一直没能完成商品的社会性上的跨越，相反却导致商品的拜物化，其根本原因就是方法论的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商品完成从物的属性到社会属性的分离。在整部《资本论》中，这种创新比比皆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从“实际”出发是众所津津乐道的。马克思也谈从实际出发，但事实上，与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有所区别的是，马克思在谈从“实际”出发之时，能从根本上揭示主要经济矛盾，这是马克思的创新。马克思在这里的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方面上的意义并非是普遍的矛盾堆积的一组数字，而是经济事例诸矛盾的特殊表现。在写作《资本论》时，有关地租问题，开始时，马克思依据英国的相关材料，但在具体分析时他发现了英国的这些具体的信息数据不足以体现经济事例中诸矛盾的特殊性，进而又添加了俄国的有关数据。对此，恩格斯评述道：“马克思在70年代，曾为这个地租篇，进行各种全新的专门的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报告及其他刊物，曾进行多年的研究。这种报告和刊物，是他的俄国友人，在完整的形式上提供给他的。他曾就原书撰成摘录，打算将来重新整理这一篇的时候利用它们。因为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进行的剥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所以，在地租那一篇上俄国所起的作用，应该和第一卷研究产业工资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作用相同。”[3]（р.11）
就是通过不断地创新，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实现不断地突破，从而使他的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二、苏联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以实践。而苏联以列宁为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与创新中走出了一条多彩的路。
（一）列宁与普汉诺夫——教条与创新
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在这里，列宁最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开放”和“创新”中根据俄国的国情来研究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方式进行思考，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从本质上，阐明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并适时地抓住了人类历史千载难逢的机会，痛击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开放”与“创新”的对立面就是“教条”与“僵化”。我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本身就是列宁突破传统理论，反对教条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虽然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比起英、法、德这些国家，经济上仍较落后。列宁根据这种国情，以“创新”的思想决定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首先，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然后，建立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来取代专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教条化，而忽略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理论方法论的教诲。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教条化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然而，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就因如此，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经济理论界的论争此起彼伏，在“创新”与“教条”中撕杀。
（二）布哈林、斯大林“创新”与“教条”的交织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但有了正确的方法论，而不能适时地实现“创新”，教条与僵化就相伴而生了。列宁后的斯大林、布哈林就挣扎在这种矛盾之中。
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经济方法论，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
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经济学方法论比较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同样是曲折而多彩的。要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等人恪守“二次革命论”，将中国同西欧国家相提并论。王明等人则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认为民主革命一省数省胜利之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领袖们，也在“教条”与“创新”中煎熬。从“教条”到“创新”，从“创新”到“教条”再到“创新”，中国终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
（一）毛泽东、张闻天的“创新”实践
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尤其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之风一度盛行，使中国革命陷入困境。毛泽东的经济学方法论就在这种困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毛泽东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大特点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清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的性质，从而首先完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伟大“创新”。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Р433）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经济学方法论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因曾在苏联学习与工作过，所以对“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创新”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张闻天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有些甚至是超前的。如，早在1919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即先实行民主革命，然后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活的东西，是很有伸缩余地的，不必拘泥于前人的学说。1933年4月更进一步提出：“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奖励资本家的投资。”[5]（Р322—340）。1948年，张闻天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并最终被中共确定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可以说，张闻天的“创新”使他的经济理论成为了当代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专家学者认为，没有张闻天的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中国就不会有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也就更不会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6]（Р50）。
（二）邓小平的“创新”与江泽民的“升华”
从马克思发展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邓小平同志从1956年开始，到1966年，十年担任党的中央总书记，为党的最高决策人物。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为争取尽快转变国家的财政困难状况，邓小平同志决定先从农业抓起。为此，他还写了篇《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文章。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要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指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特色。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就清楚地认识到长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举步不前的根本症结所在，洞悉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制约的最主要原因是它的方法论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要想冲破这种束缚，首先要完成在方法论上的“创新”。邓小平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形成与发展就在这种改革和开放时期，并且极具时代色彩。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对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具体的思路和角度都进行了“创新”，其核心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字方针之上。众所周知的一句话：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同时在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地发展与“创新”。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到把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相结合，再到“创新”，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自我突破与自我“创新”。如在“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他不断地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从一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转到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搞好改革开放的客观、科学、辩证的轨道上来，使改革开放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也很快地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就是在“创新”的经济思想理论方法的指导下，邓小平才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现有的模式、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等一些理论与主张。这些理论与主张充分体现了创新的思想方法、创新的理论研究方法。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
江泽民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他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结论上的主要贡献并非仅局限对邓小平理论思想的诠释之上，重要的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新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含义，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发展和创新了劳动价值理论。
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发展，江泽民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高度概括、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001年7月1日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是这种对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集中论述。在这里，江泽民运用概括、比较和辩证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角度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包含了极具开放与兼容品格的、相当丰富、深厚的底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制约，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运动规律作出系统、全面的分析，留给后人的只有正确的方法论。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前后八十年的历史的对比，江泽民验证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正确指导的结果。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曾有过失误，但责任并不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出于对它的生搬硬套和刻板的运用，是方法论运用上的错误。由于方法论运用得当，江泽民又精炼出“三个代表”的新论来。可以说，“三个代表”是历史与现实，实践与方法完美统一的结晶。“三个代表”的析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得到了最高的升华。“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历史以来所追寻的结果。这个结果在江泽民的挖掘之下呈现在世人面前，为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理论贡献，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深刻揭示并高度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总趋势，鼓舞并从理论及其方法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光辉思想，以其严密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说服力为人民群众接受并代代相传，都归功于方法论。

结 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是曲折的。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能够在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中进行创新。十月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苏联解体影响了21世纪并改变了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国在世界崛起，这一切都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实践相关联。综上比较研究与分析，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粗线条地肤浅地阐述一个道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的，这是由其方法论决定的，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与现实达到的完美的统一之所以说是在邓小平与江泽民这里，这是因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邓小平摆脱了理论的教条与僵化，而江泽民恰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真谛，诠释和升华了这个真谛，这可以说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大历史性、划时代的巨大贡献。从马克思到江泽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与实践的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的统一。

徐 明 曹百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