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和政策研究通常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它们突出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的研究中所揭示的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规律论、现实论和实践论相对应。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在于经济现象间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对这种规律性的把握必须从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并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发现、把握和利用这种规律性；因此，规律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构成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基本看法[1]。上述内容，在西方经济学中则被分割为所谓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策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从方法论上强化了这种分割的倾向，以至经济学不再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体系，而成为不同学术规范中的独立化学问。
　　所谓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被表述为：建立正规的模型，提出假说和应用专业的计量经济学对该假说进行经验检验。所谓的规范经济学的方法论被表述为：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对于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应该是什么的判断。前者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学科学性的体现；后者则被认为是主观和价值判断的产物，缺乏科学性。这在研究方法上更是表现出了不正确的相互分割，似乎数理模型与实证检验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样板，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成为能够借助自然科学规则多少的游戏。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限性的观念，不是经济学科学性的看法不同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差异，而是方法论的不同决定了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某种方法似乎成为经济学科学性的范式或者样板，使用与否成为衡量研究科学与否的标准，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狭隘的理论视野。以讹传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了所谓的规范经济学的代名词，西方经济学则是实证经济学的同义语。这种划分在我国经济学界一度很流行，并且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所接受。但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两大部类社会扩大再生产比例公式等，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典范。正是《资本论》中充分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天才性理论观点和主张。我们现在把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称作意识形态也好，称作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也好，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的得出，绝不是在所谓的“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分析中得出的，而是在对于经济现象“是什么”的科学研究中实证地得出的。所以，在现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我们不能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纳入所谓的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分割之中（其实近几年西方经济学界也已经开始摈弃这种划分）。应在坚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同时，加强对于马克思数理实证方法的继承和光大，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应从马克思《资本论》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理论认识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出发，全面反思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所面临的方法论问题。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差异，也要注意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联系，尤其要加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层次性方法论研究。这就需要从经济学科学性的不同认识与不同经济学体系方法论的形成、发展角度，全面系统地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既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特征，也要拓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层次性的研究方法。
　　二、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不同认识与方法论差异
　　 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认知促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先进的研究方法又为成熟的经济学科学性理论认识提供了保证，马克思的经济研究其实正是从方法论的革命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哲学革命的产物，而这个哲学上的革命正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哲学思想上的革命而创立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社会历史和经济关系发展变化认识的不同观点形成了经济学家们分析世界的方法差异。[2]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可能脱开这种哲学思维的背景，对于经济学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研究具体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时候，离开指导这种研究方法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并不为其他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所属的经济学流派所完全信服，甚至这正是他们所要否定的。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不论在表象上看起来多么的纯粹或者中性，但在根本上同样是在某种方法论和世界观指导下的经济理论。所谓纯粹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在特定研究范围内与特定研究对象相结合的产物，是一定方法论和世界观具体化的产物。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化，就是科学抽象法、历史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不同认识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P186）这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不可再验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通过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和把握隐含于其中的科学规律以及现存事物的发展趋势。马克思重视处理好逻辑研究和历史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的关系，也强调：“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4]（P532）所以，正确地揭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运动规律，既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即客观必然过程，又把握各种社会形态具有“历史暂时性”，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无疑是科学认识社会经济现实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的烙印。所以，规律论、现实论和实践论就构成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基本观点。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例如，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学学科化、数理化发展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训练，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经济理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5]（P206-230）。所谓的证实是自然科学所具有的一种检验是否科学的基本方法；所谓证伪则是如英国当代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所认为的是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证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存在根本的差异。证伪主义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认为，在所有经验科学的范围内，科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经验的可证伪性。按照卡尔·波普尔的思想，科学的发展史不是经证实的理论的积累；而是错误的理论不断被经验所抛弃而造成的理论的进化和变迁的过程，因为理论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波普尔主义方法论”，它认为科学家的研究应该：（1）只考虑可证伪的解释；（2）科学的活动在于对现存的解释进行证伪；（3）接受那些已经通过了证伪性检验而远未被证伪的解释。[5]（P228）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一个简单的尺度被用来解决科学和非科学（玄学）问题的分界，即科学和非科学（玄学）的区别在于科学的理论是可证伪的，而非科学的理论是不可证伪的。科学不是已被证实的理论的集合，而是可证伪的、但尚未被反驳的理论的集合。科学史不是已经被证实的理论的历史，而是推翻错误理论所造成的进化和变迁的历史。这种方法看似有道理，其实蕴涵着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因为按照这种方法论，神学无疑是最符合其定义而迄今未被证伪和推翻的理论集合。证伪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格格不入，但又是在近年来受国内的学者所重视的研究方法。按照证伪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许多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结论都不可能是科学而只是一种臆测。所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证伪主义（包括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被西方经济学家鼓吹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其深刻的背景。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从证伪主义到“科学研究纲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都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问题的新的角度。可以说，它们之间是很难折中的，因为这些方法一开始就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宗旨的。这是经济学研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对立，不同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它们的根本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思想是历史的、实践的，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来自于现实经济现象所存在的规律性；而证伪主义的哲学思想是非历史的、可验证的，证伪主义经济学眼中的世界是抽象和静止的，甚至怀疑经济学的科学性。前者是正向思维，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动控制和改造；后者是逆向思维，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被动总结和求证。在证伪主义看来，经济理论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一个前途和命运就是等待证伪。但事实上，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复杂化和不断的变化，时刻都处于不可重复的对策选择之中，理论给出了指导，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也是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学的突出局限。因此，在回答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存在长期而尖锐的意见分歧。方法论工具主义的发展路线，只是增强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但并不能保证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
　　回顾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证伪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世界处于冷战对峙的时期。据瑞德曼（Redman）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部关于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汉兹（Hands）1991年总结了当代经济学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就有7个和证伪主义直接相关。按照西方著名经济学方法论专家马克·布劳格的概括：“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6]现在伴随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不同流派的兴起，证伪主义已经成为昨天的故事。西方经济学的哲学背景开始受到来自不同学科思想和方法入侵所带来的挑战。哲学思想淡出，方法工具至上。这也提醒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上，应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哲学原则的基础上，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层次性角度，探讨和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三、对经济学数理实证与经济学科学性的基本认识
　　对经济学是否科学的研究，以及经济学发展上的社会化或数理化趋势、规范化或模型化的方向等，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反映出的经济学科学性理论认识，永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关键要看它承认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是不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研究经济问题，能不能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就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所反映出的“规律论”、“现实论”和“实践论”来看，并不存在实证或规范、个体或整体的研究方法上的割裂，将其有机统一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特征。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研究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实证与规范、个体与整体的研究实现了有机的结合，这也就使得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突出地表现出了科学研究的特征。
　　值得我们强调的是：不论是数理实证的经济学发展方向，还是社会化的经济学发展方向，都并不能因此增强或降低经济学的科学性。数理实证、经济学社会化等等都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有其自己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只有尊重和服务于这个前提，才能利用适合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保证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所以，把数学的运用作为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尺无疑是一种武断的看法；当然，在某些经济学研究中，有利用数学的必要，数学的运用无疑能够增加经济学分析的准确程度。对于数学工具的应用，马克思不但亲自实践而且始终抱有很高的期望。马克思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数学将起愈来愈大的作用，他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一门学科只有在能够运用数学来解决其专业问题时，才有充分的发展。[7]（P335-336）但这并不表明应用数学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方向，纳什作为数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表扬其数学天才，而是在于他所提出的“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对策理论中起核心作用，为对策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不是因为他用数学改写了经济学，而是他用数学丰富了经济学的工具库。经济学所面对的现实始终在一定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世界经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滞胀病”的折磨中走出没有多长的时间，东南亚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就又证明经济实践的复杂和多变，世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科学所能阐明的自然世界显然处于不同的运动模式，必须从唯物辩证的法则来不断地深化认识。这显然不是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
　　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国情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善于把经济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国情与经济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经济学的研究所揭示的社会经济运动的侧重点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其反映和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应该是我们能够共通和予以利用的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有着与西方在现实基础上的差别，而且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差异，这就使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尤其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上，更需研究其现实的可行性。保罗·萨缪尔森也承认，“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8]（P5）正是因为经济学具有经验科学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属性，区别于一切玄学，所以经济学就不能是封闭在重重假设帷幕中的死东西，而是要符合人类社会要求和行为特征的实践科学，它是不能够脱离开社会、制度、道德、价值等等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的。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
　　我国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总体上的唯物辩证法和独特的科学抽象法是主要特点，尽管当时在探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时，还提到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等，这些方法只是附带地提出，就其与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研究和说明。在第二阶段，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断扩大，深入地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广泛传播。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
　　在较长的时期内，科学抽象法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传统和经典的提法，并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现象描述法有着根本性区别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一认识的得出是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相关表述相一致的，尤其是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有明显的区别。科学抽象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家具体研究方法的突出差别。现在整体主义方法的核心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西方经济学则是从个体主义研究方法出发，这里的根本对立不是具体研究方法上的，而是在起着根本指导意义上经济哲学思想上的区别，因而使其思想逻辑地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并影响其结论。这种比较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国内学者已经明确指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归结为整体主义是有局限的。”[9]（P448）遗憾的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往往局限于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中来认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的总结和深入研究，似乎明显不足。刘永佶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但其方法论研究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辩证法及其使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则关注不够。[10]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特征
　　卢瑟福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特征有比较集中的概括。[11]社会制度是个体自发博弈的结果还是社会整体演进的必然，这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个体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的根本性对立。这一对立，在经济学思想上直接表现为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鼓吹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它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否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原则的集体主义；在哲学思想上主要表现为以证伪主义为代表的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根本对立。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特征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其实质是对于经济现象本源认识一元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又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形态论。把经济现象看作是本源一元论，就要求对经济活动进行本质性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有其历史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其次，历史主义的经验观，其实质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论；一旦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结合，就要求从社会制度的整体状态来认识社会的经济现象，而不是孤立、局部的经济现象描述。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历史科学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于经验世界的总结。德国早期的历史学派和美国最早的制度经济学，其实都带有历史主义的痕迹，但伴随经济学数学分析工具的不断引入，特别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证伪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西方经济学彻底地与历史主义割断了联系，历史主义的经验观完全被要求数理实证的演绎主义方法和证伪思想所取代。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有了根本的区别。其实质就是否定了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演进的必然联系，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现实。但西方经济学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上无疑找到了有力的工具。最后，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的层次性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是一体的，是以整体主义方法为灵魂和指导思想的，但这些层次性方法又具有自身的工具性特点，所谓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过是在其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层次性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不幸的是，人们在崇拜这些层次性方法的现代化发展的时候，往往把他们当作了西方经济学本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狭隘的认识。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层次性的方法论特征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是就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形式的一般性概括。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地概括为整体主义研究方法时，容易产生方法上的以偏盖全，把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唯一方法，而忽略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其他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在现代获得了更有力的工具支持和规范发展。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说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应该得到更好地运用和重视。
　　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的层次性方法，包括演绎主义的分析法、数理实证及建模分析法、引证法、实验研究法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等等。这里所谓的演绎主义的分析法是在经济学发展史中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所不断应用并且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被以科学抽象法的形式得到最好的表述，但这并不影响演绎主义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运用。引证法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大量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把它作为理论研究前的文献综述，还是作为前人研究成果的引述，丝毫不能抹杀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仍然是最基本的研究规范，离开了这一方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就变得有些自言自语。但过渡的依赖又有可能掉入引证堆积的尴尬，这种方法缺陷的产生主要是研究者运用引证法过程中“逻辑分析和推导”过程的缺位或者直接就是研究者的学识水平不合格。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引证法，恩格斯指出：“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12]（P35）这可以说是中肯的评价，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经济学研究同样适用。所谓经验的实验研究法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有大量的运用，例如对于鲁宾逊孤立经济生活的说明，以及对于北美洲移植欧洲经济制度的试验研究，都是非常经典的例子。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使命，其实就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实验和探索，尤其是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壮观的经济实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往往被忽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至于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有可能独立于其他的研究方法，但更多的是和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由于归纳和演绎分析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为所谓的“现代装备以及学术规范”，似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短腿，只要看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所谓的学术规范及其步骤就可以使我们弄清究竟，这就是：A．假设，B．整理文献，C．归纳已有成果，D．引用并注明出处，E．同行评议。[13]（P191）所有这些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经济学中，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更是以不同的研究得到了层次性的展现。我们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要发扬光大这些方法，而不是以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方法的对立来局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五、结语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笼统地称作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在哲学思想上，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所谓的证伪主义，实质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哲学思想，并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样的哲学思想基础，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明确提出了所谓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结论，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论。事实上，透过个人主义方法论所传达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透过整体主义方法论所传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这是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分歧的理论实质。但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方法论内在的分歧，似乎转变成了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异，甚至成为判断经济学科学与否的标准。市场经济的分析往往被认为是个体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则被认为是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似乎也打上了学派烙印，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把研究视角从束缚人们思路的方法论对立中解脱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定性，同时从具体研究方法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实际出发，阐发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存在的层次性研究方法论，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无疑能够吸引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关注，并有助于形成对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正确看法。
　　　　总之，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对经济学科学性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论认识，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和理论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结为规范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归结为实证经济学，是一种狭隘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所阐发的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理论主张，揭示了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理论实质，由此形成了完全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和证伪主义研究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但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并不局限于整体主义方法论，还存在建立在经济学科学性认识基础上的层次性研究方法。针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归结为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提法，我们还需强调与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性主张相一致的经济学层次性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结合，对马克思《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全面认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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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卫兴华（1925—），男，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