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新苏南模式，相比老苏南模式又有一些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老苏南模式开始改制，主要由于1988-1989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国家应对政策调整，连续遭遇通胀和紧缩的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却把开支刚性直接向企业转嫁，造成乡村两级总公司的“债务”危机。遂在“地方政府甩包袱”的政策推动下，发生乡镇企业大规模改制。


　　值得注意的是1992-93年中国经济过热，在“地方大干快上而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体制矛盾导致的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和CPI陡然提高到24%以上的危机压力下，中央政府只能实行国债、货币同步增发和本币大幅度贬值的对策。此后，一方面提高了国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吸引了外国资金进入，这都客观上因应了新世纪前后国际新一轮产业资本转移寻找“要素价格低谷”的需求。产业转移同时西方是“低利率+高汇率”，需要对接的是中国90年代的这种“高利率+低汇率”才能形成超值投资回报，而中国政府壮士断腕促推的资产出售和金融市场化，更应和了外资需求。因此，发生跨国公司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通胀率带动资金利率上升，遂成为世界FDI(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主要受体。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随着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逐渐放宽，与外商合作或直接由外商投资办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见效，直接体现地方政绩。因此，延续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苏南，便合乎逻辑地成为招商引资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扶持产业资本的实践者。为改制之后的乡镇企业利用外资创造条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选择，区域之间竞相开出优惠政策引资。


　　招商引资的各地政府竞争，根本上取决于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由于公司化政府的亲外资制度安排，加上苏南地区在工业化基础，公共建设水平，地理区位，优质劳动力供给，社会治理各方面都具有优势，都能直接或间接降低外资的交易成本。因此，苏南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更为突出，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在这个大趋势之下，原有的主要体现“一般贸易”的苏南，势必向岭南那种主要靠外需的“加工贸易”转变——所谓新苏南，实际上是逐渐趋同于珠三角。


　　政府打造的苏南领头羊


　　作为苏南的领头羊，苏州工业园区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企业进驻。这些高端企业的进入固然与国际市场上资本要素过剩，资源要素重新定价有关。园区内产业结构升级，将不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淘汰，吸引上下游行业的众多中小企业相继落户园区，不仅与大企业形成产品与服务上的互补，而且造成产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园区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


　　中国人地资源关系高度紧张，土地资源资本化并不容易。要么是外部资本与本地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交易。要么是资本和地方政府联合，强行推动土地资本化，即使短期可以取得进展，但为后续的社会治理埋下了冲突隐忧。


　　如果政府不在开发区建设中直接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就很容易陷入一般化的“土地财政+群体性冲突”的发展困境——各地招商引资中的政府竞争，土地一级开发的盈利空间已经大大压缩。政府很难有足够的财力充分补偿失地农民，并改善社会保障，这已成为土地开发中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政府要完成后续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产业升级，就更谈不上了。


　　但是，在苏州工业园区体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长远收益预期——直接参与工业用地的后期增值收益分配，弥补作为开发者的前期亏损，也是政府能够通过再分配对失地、动迁农民进行补偿的必要条件。此外，政府还可以凭借其土地开发出让中的垄断地位将收益溢出效应内部化。其中包括工业园区带动了房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繁荣，而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工业用地。其次是房地产开发中的各种税费在政府地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此外，苏州工业园区扩张速度很快，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步，导致被征地农民的收益预期也能够与地方政府比较一致，引起的社会阵痛就相对温和。可见，其内在机制和经验值得充分注意。


　　苏南为何能赶超浙南?


　　老苏南模式是强政府主导下的，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政府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竞争主体。同时，当然兼有多项政府角色和兼顾社会治理。在中央政府放权让利之后形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乡镇企业承接沿江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辐射，是苏南早期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得以获取“非直接投资资本和非规范技术”这两个关键要素而迅速发展的外部条件。借助传统村社理性为实质的集体所有制，形成资源资本化综合性收益内部共享和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理的相关机制，则是苏南乡镇企业短期完成内向型原始积累的内部条件。随之，这一“强政府”的制度安排同样体现在苏州工业园区与外商规模投资之间交易成本较低，有利于促成产业集群效应。看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路径依赖与早期原始积累不是靠市场自发力量形成的制度有关。


　　在中国国内，浙南模式同样很受关注。浙南模式之不同于苏南模式，主要是最初的私人性质的外向型资本原始积累与苏南集体化的内向型原始积累不同。


　　浙江的温州、台州地区，原来地处对台前线，几乎没有国家工业投资，地下也几乎没有矿产，县级以下除了人民银行和糖烟酒专营之外几乎没有国有经济，政府动员力量薄弱。相比之下，只有被农业资源短缺挤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分散在国内外从事个体商业活动，才是浙南优势所在。


　　80年代前期、中期农民收入增加创造的市场空间突然扩大的时候，浙南也同样有了地方工业化的机遇，但没有条件像苏南那样照搬政府公司化接受城市工业的扩散。民间经济就从私人原始积累的作坊手工业开始发展，形成了小本经济自发积聚到城镇的地区特色。城镇中的小商品加工和私商结合起来，构成团地化的产业链贸易市场，于是，所谓“块状经济”发达起来。


　　但，最初的这种资本积累方式导致后来的路径依赖，大企业和资本集团发育极端困难。


　　在中央政府下放财政自主权以后，浙南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和民营经济原始积累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来源只能靠民营企业。


　　但，由于地方政府按照制度规范来占有分散小企业收益的交易成本过高，很难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于是，浙南各级干部纷纷入股民营经济，要不就“一家两制”。总之，地方政府官员在普遍参与私有制经济中，也学会了意识形态化地保护其获取地方经济增长收益的话语方式。


　　近年来的浙南出现的变化是：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利润随着恶性竞争而不断摊薄;于是，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中小企业的分散性无法通过产业升级进入资本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利润越来越低下，使得民间金融资本难以在实体产业中获利，遂脱离了实体产业，成为异化于实体经济的投机性金融资本。在对房地产、煤炭和其他资源的炒作风潮中，都可见温州民间短期集资投机的影响。


　　迄今为止的浙南模式，仍然与苏南向岭南的加工贸易趋同不一样。这主要在于，浙南至今仍然维持了民间的小商品为主的一般贸易。但是，勉力维持着一般贸易的浙南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抗御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风险。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如果从苏南经验来看近年重庆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重庆以往改革遗留问题较多，政府在灰色地带的治理结构也很复杂;近年来也在致力于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做足了功课。


　　重庆市的主要经验之所以在沿海引发争议，乃在各自所处的阶段不同。我们在重庆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国企、外企和民企这三类产业资本的崛起，体现的也仍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通过政府掌握的国有企业来承接国债大规模投入于城市开发，不仅实现了政府将倍增的土地资源直接转化成巨额的土地资本化收益，而且无形中构建了土地这种第二财政和国企这种第三财政的政府收益。其阶段不同，表现在重庆政府把第二和第三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新政和对山区库区的转移支付。


　　通过国企操作城市地产开发，重庆建立了引进外资和带动同类产业空间积聚的平台。在重庆这种缺乏区位优势的内陆山区，要与开发成本低几倍的沿海竞争大规模吸引外资进入，只有利用产业相对集中才能有减少产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而只有形成块状经济才能把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条件。


　　在全球危机打击下加快推进的区域整合上，重庆的区位与中国南向整合战略，应该是高度结合的。中国未来可以利用重庆这种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来形成对周边的地缘整合。如果在西南建立了重庆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就可以使中国的产业资本向南延伸到缅甸和孟加拉，对中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构成一个通过基本建设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整体战略布局。


　　沿海地区近30年主要依靠地理区位优势获得先期发展机遇，而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主要依靠政府直接参与资源资本化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摆脱区位条件不足和交通运输成本等方面的明显不利因素，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破。就这点而言，重庆的试验对中国内地深化改革和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看，只接受了最终产品生产线、而不能形成完整产业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低水平均衡”，打破低水平均衡需要持续而量大面广的投资，使产业间协调发展并取得规模效应，这远非一般的私人投资可以担当得起。政府集中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前向产业，既降低了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减少了资源配置中的无效“耗散”，是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三阶段——原始积累、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核心经验之一。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经验


　　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经验比较和理论解读，我们就更能看清楚全球未来的趋势。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撒切尔-里根适应金融资本阶段推进产业外移的制度演变之中，服务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很客观地成为西方主流，但未必适用于尚在“前工业化”阶段的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全球化的确造富了华尔街金融集团，但同时，不仅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制度性贫困，而且，越是超现代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和中国香港，标注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就越高;越是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其制度成本就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


　　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泡沫破灭引发连锁反应，不仅新自由主义，连带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议制民主体制也开始在西方被质疑。最近西方世界的大趋势是主流学者对资本主义展开反思。预测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崩溃，只有依靠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甚至国有化才能拯救危机。2012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为主题，也认为旧的资本主义模式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试图用过去的方式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会走进死胡同。


　　这完全符合我在多年的研究中经常强调的爱因斯坦的理论：人们不可能用造成这种问题的思路去解决这种问题。


　　在这个西方主流都自我反思的时候，中国人对苏南、浙南和重庆等不同发展经验的客观研究，也许能为超越西方意识形态提供某种理论启示。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宏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