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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31


改善人类物质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积资本。每个工人得以利用的投资额愈大,则生产与消费的财货也就愈多愈精。这就是资本主义(也即是被人咒骂的利润制度)日新月异的成就。可是,今天大多数的ZF和政党,包括当代马克思们,反而急于想毁坏这个制度。

他们为什么要厌恶资本主义呢?他们在生活方面正享受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但同时却把羡慕的眼光投射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的苏俄,为什么?



在市场制度之下,有的人深感不平。对于这种人,我可提出一个忠告:如果你想发财,那么,就得想法拿出价廉而又为人所喜欢的东西来满足大众,例如,调制一种比可口可乐更好的饮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有权向每个百万富翁挑战。在一个未经ZF干扰的市场当中,如果你不能够胜过巧克力大王、电影明星、拳赛选手,那就是你自己不行。

但是,如果你宁可吟风弄月或研究哲学以求快意,而不屑于去开服装店或做个拳击专家而致富,这是你的自由。这样,你所能够赚得的钱,当然不能像那些为大众服务的人所赚得的钱一样多。


因为这是市场民主经济的法则。在市场的民主经济中,谁能够满足多数人,谁就可以赢得多数的选票—金元。所以就赚钱这件事讲,电影明星当然胜过哲学家,可口可乐的制造者当然胜过交响乐的作曲家。

我们必须认清,社会提供奖品让大家都有竞争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但在这个竞争奖品的制度下,许多人因天赋的障碍,妨害了他的成功。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病夫,有的人到了后半生就能力减退。这都不是竞奖制度所能改变的。生理上的装备,严格地限制了一个人所能工作的范围。有能力可以自由思想的人与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其差别是无法计量的。



现在我们试看人们为什么厌恶资本主义。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他自己无可如何,因而他没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贱为可耻。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责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问他:「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会答覆:「假如我一生下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也不会和你这个奴隶的女儿结婚,而要做另一个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为什么不好好地选择你的父母呢?」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个人的生活地位都靠自己来决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错过了若干机会,或是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为什么只赚八十元的周薪呢?假若你像同事张三那么能干的话,你应该升为经理,而我也可以过较好的生活。」这时,他就会觉得不如人而感到惭愧。

大多数人批评资本主义太冷酷,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每个人按照他给别人的贡献而取得报酬。这个原则的权威,对于个人的缺陷毫无宽容。


每个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败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个人也都知道,在他所艳羡的人当中,有些原来与他立于同等地位,由于努力而爬起来的。他想起这些,自然心有不甘;更糟的是,他还知道别人也清楚这些事情,于是他更觉难过。从妻子儿女的眼光中,他领会到一种无言的责难:「为什么你不能更能干一点呢?」他经常看到大家都恭维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怜惜的态度对他。

资本主义使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它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妒有恒业的人;工厂里的工人嫉妒领班;公司管理员嫉妒副经理;副经理嫉妒总经理;拥有三万元的人嫉妒百万富翁……每个人自我信赖心与道德平衡,无形中都被另外的少数人伤害了。那些少数人,是以事业的成功来炫耀他们的能力强、才干高。

德国有一大群著作家,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若干观念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学,以及来自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採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群著作家,是由摩梭尔(Justus Moser)领导的。新的学说当中,最使摩梭尔愤怒的,是主张文武官吏的升迁,须以个人的功绩与能力为标准,而不依据在职者的门面、血统、年龄和服务的时间。摩梭尔以为,在一个「成功专靠个人功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很难堪的。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估价过高。如果一个人的身份高低,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天生才干,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决定,那么,那些停留在低级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们,就可甘心忍受,而也无损于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专靠功绩来决定的话,情形就不同了。失败的人就会自觉羞辱,由自觉羞辱而生怨恨,对於所有胜过他的人都怀怨恨。

以价格与市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个人的作为决定他的成败。这种功绩原则,因为摩梭尔的偏见所反对,但他对于那些从市场制度中失败下来的人所作的心理观察,确是很对的。

为著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谢谢上帝,作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径!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各人对于大家福利的贡献而分别待遇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这种社会里,凡是野心没有充分满足的人,总不免心怀愤慨,因而对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于是,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洩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他们想以这种哲学来抑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们: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过失。他们那么狂热地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辩护,正是由於他们的意识界正在进行自我交战。

生活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寻常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而是由于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才智的差异、意志力的强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会毫无掩盖地暴露出来。由于这种无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为他的心灵找个避难所,於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个「完善的」世界来。在那个「完善的」世界里,大家所接受的待遇,是以各人的所谓「真实价值」为标准。



在通常情形下,一般平民没有机会和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经常在一起。平民总是在平民圈子内打转,他不会从社交中遇到他职务上的头儿。他不会从亲身的经验中,看出一个企业家或一个管理员有何不同的才能可以为消费者服务而获致成功。因此,他所嫉妒和愤恨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像「管理」、「资本」、「华尔街」等等。怨恨这些抽象的东西,与怨恨一个天天见面的人,在感情上是不一样的,前一场合不会像后一场合那么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或家庭亲戚关系,经常要与那些比他们更有成就的人亲身接触;而后者的成就,照前者想来,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样以抽象的东西为对象,而是以他们日常接触的人为对象。所以他们的感情更为激切。他们咒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把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给了别人。

这就是普通称为知识分子的情形。我们以医生为例来讲吧。每个医生从日常工作与经验中都已认知这个事实,即医界是一阶级社会,所有的分等都是以功绩为标准。那些技术造诣比他好而地位比他高的人,大都是他当年在医科学校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经同他在一块做过住院医生,他们曾经同他一起出席过医生协会。他经常在病人床边碰到他们,也经常在社交场合碰到他们。他们当中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他的亲戚。他们都对他很客气,也把他当作同僚来称呼。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则高高在他之上,而收入也比他的多得多。他们胜过他而属于另一个阶层了。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他就感到羞辱。但是他又必须随时随地提防自己,以免这份怨愤和嫉妒的情感被人窥出,更使人瞧他不起。他必须掩盖这份情感,另找一个替代的目标来发洩怨气。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成了他攻击的对象了: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其实,就他的能力、他的才智、他的努力与造诣来讲,这个不公平的制度,已经给他应得的报酬了。

同样地,在律师与教员、艺术家与演员、作家与记者、建筑师与科学家、工程师与药剂师当中,也有许多人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们眼看着以前的同事、同学和亲密朋友腾达起来,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同时,由于同行同事等等关系应有的情谊遮盖住嫉妒的实情,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愤懣。

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体现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恶的,他们把自己的委屈都归咎于那些人。那些人既是资本主义的化身,所以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所厌恶。要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对资本主义大肆攻击,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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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作爲一個新的知識部門而出現,是人類史上若干了不起的大事之一。由於它爲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開闢了發展的途徑,一切人事在短短幾個世代當中所發生的變化,比已往一萬年所曾經發生的變化還要大。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與行爲方法,對於人們的福利有驚人的貢獻,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時時刻刻享受其惠。

最奇怪的事,就是資本主義帶給人世間的空前變化,竟是得力於極少數著作家的教導和極少數政治家對於這種教導之接受。至於一般熙熙攘攘的眾人,乃至工商界大多數的人,都不能了解放任主義的精髓,儘管工商界的人在事實上是推行放任主義。市場經濟功能,即在自由貿易的全盛時期,也只有極少數人完全了解。西方文明之進入資本主義,完全由於少數傑出人士的導引。

經濟學,一方面與自然科學、技術知識不同,另一方面也與歷史學、法律學不一樣。其間的差異程度,使得初學經濟學的人覺得它特別生疏討厭。經常在實驗室、檔案室、圖書館內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經濟學所特有的啟發性抱持懷疑態度。經濟學在知識方面的特點,自一般固陋而狂熱的實證論者看來,又似乎荒謬不經。經濟學應該是甚麼,人們已有了成見;他們想從一本經濟學書籍中找到合乎他們成見的知識,即是說,他們是以物理或生物學的邏輯結構來假想經濟學。結果,他們迷惘了。於是,對於那些需要特別用心去分析的問題,他們也不認真地把握了。

因爲如此,所以人們把經濟方面的一切改進,都歸功於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自他們看來,在人類歷史行程中,實驗的自然科學有其自動進步的趨勢,因而科學在技術方面的應用也就日益進步。這個趨勢是不可抵抗的,是人類命運註定的。無論政治與經濟是怎樣的形態,這一趨勢總會在社會裏發生有力的作用。自他們看來,最近兩百年來技術方面空前的進步,並不是這個時期的經濟政策所促成,換書之,這些進步不是古典的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放任政策與資本主義的成果,在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下,一樣地也會有這些進步。

馬克斯主義之受人讚賞,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爲他的主義採納了這種流行的見解,同時把這種見解籠罩在一種僞哲學的紗幕內,因而既可使黑格爾唯心主義者滿意,也可使淺薄的唯物論者心服。在馬克斯的詭論中,「物質的生產力」是一種超人的東西,獨立於人們的意志與行爲以外。它遵循它自己的發展途徑,而這個途徑是被一些莫名其妙而又莫可如何的法則所支配。物質生產力神秘地在變動,而其變動逼得人類要調整社會組織以求適應,因爲物質生產力不能讓社會組織束縛住。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是物質生產力從社會束縛中力求解脫的奮鬥史。

照馬克斯的說法,過去物質生產力體現在手動的工具;那時人事關係就照封建制度來安排。後來,玄妙的法則使物質生產力從手動的工具進化到蒸汽機的時候,資本主義就代替了封建制度。此後,物質生產力再向前發展,必然地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誰也阻擋不住。歷史進化的潮流是不能逆堵的。

所謂左派的若干政黨,其觀念,有許多方面彼此不同,但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把物質方面的進步看作是自動的。美國工會的會員,把他的高度生活水準視爲當然。他以爲他應該享受前代最富的人以及當代的非美國人所得不到的享受;這是命運註定了的。他不知道,大規模工商業的個人主義對於他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之形成是有很大助力的。在他的心目中,經理部門是代表剝削者。他以爲,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他的勞動「生產力」之繼續增加,是個不可抑制的必然趨勢;既然如此,生產成果的增加當然要屬於他。在他的功績觀念中,資本主義時代工業產品的增加,應由參加的工人分得,而這分得量是繼續增加的。

其實,所謂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是由於使用了較好的工具與較好的機器。在現代工廠裏面,一百個工人在每個單位時間內的生產量,比較手工業時代工作坊裏一百個工人所生產的增加了好幾倍。這種進步並不是由於工人方面的技巧、才幹或勤勉的增高。事實上,中古手藝工人所需要的熟練程度,遠比現代工業許多部門的工人所需要的要高得多。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現代工業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工具與機器,而這些工具與機器的發明與製造,則由於資本的累積與投資的增加。

「資本主義」、「資本」、「資本家」這些名詞,馬克斯都給以誣衊的含義。今天,還有許多人——包括美國ZF宣傳機構的若干人員在內——也同樣地以那種含義來使用這些名詞。但是,最近兩百年以來,人口不斷地增加且一般生活水準又空前提高,這種驚人成績的造就,有其主要因素;而這主要因素,就由這些名詞表達出來。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工業水準,與以前的生產水準,以及與今天工業落後地區的生產水準之不同,就在於資本供給量的懸殊。如果資本不藉儲蓄而大量累積的話,技術的進步也沒有用處。

儲蓄,資本累積,一步一步地把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推進到現代化的工業生活。這種進化得力於甚麼?得力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確立。只有在這個制度下,資本累積才成爲可能,因爲它給資本累積以安全的保障。走向富庶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由儲蓄推進的。如果不藉儲蓄來增加資本財,技術上縱有巧妙的發明,實際上也無用處。

由於有儲蓄才會有資本財,於是企業家就得以使用資本財來滿足消費者尚未滿足的最迫切的經濟慾望。同時,技術家在生產技術方面力求改進。在經濟進程中,他們也是要角。這三種人——儲蓄者、企業家、技術家——是經濟進程中的先驅。其餘的人因先驅者的活動而受惠。他們儘管也各有工作,但其工作對於經濟進程中變化的發生,並無任何直接的貢獻,他們只分受其惠而已。

以上這些事實,都被一般人所接受的大眾「哲學」所誤解了。像某甲所想像的,現代工業之所以日新月異,是由於一種叫做「進步」的神秘因素。至於資本累積、企業精神與技術精巧,對於自然發生的進步,毫無幫助。把某甲的這種神秘觀念,用之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高,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高是自然發生的;不幸得很,在這罪惡的世界,有人對人的剝削。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資本家掠奪生產力的成果,而留給勞工——一切好東西的創造者——的,不過是「維持他們生命與延續後代所必要的」。因此,「現代的勞工不能隨工業的進步而撞頭,反而日陷於水深火熱……他一天比一天貧窮,同時貧民羣的擴大,比人口與財富的增加來得快。」把資本主義的工業描寫成這樣的作者,在大學內被推崇爲偉大的哲學家與人類的救星,而其教條被千千萬萬的人奉爲聖旨。可是,這千千萬萬人的家裏,都有收音機與電視機的設備!

教授們、「勞工」領袖們、政客們都在說,最厲害的剝削是大規模的工業造成的。他們沒有看到,大工業的特點在於大量生產,而大量生產爲的是滿足大眾的需要。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們本身,直接或間接是一切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者。

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的新奇產品,在出現以後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被大眾享受。大約在六十年以前,達德(Gabriel Tarde)講得很對。他說,工業界的新奇產品,在成爲每個人的必需品以前,只供少數人的享樂;但是,這些起初被視爲奢侈品的東西,後來都成爲大家的日常必需品了。這種說法,也可適用於汽車的發明與其大眾化的時間過程。但是,目前大工業的大規模生產,已經把這個時間過程大大地縮短,縮短得幾乎沒有時間距離了。現代工業的新產品只有大規模生產才有利可圖,因此,新的產品一經出現,馬上就可給大眾享受。例如,電視、尼龍襪、或罐頭的嬰孩食品,從出現到大眾享受,在美國看不出有時間的距離。事實上,大規模的工業使大家的消費與享樂都趨向於標準化。

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人是因爲某些人的富裕而陷入貧困。某些人富有,決不會造成另一些人的貧困。相反地,使得某些人富有的那種過程,也就是其他許多人的慾望得以滿足的過程。企業家、資本家、技術家的發財,靠的是以最好的方法爲一般消費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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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31 19:02:33


六十多年前,威廉·哈科耳特(Sir William Harcourt)曾經講過:「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這句話聽起來也許叫人驚奇。但是,今天的政府、政黨、教員、作家、好戰的無神論者與基督教的神學家,幾乎一致地從情感上厭惡市場經濟而稱讚國家萬能的「好處」。這一代的青年,是在這一種沉醉於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社會主義的意理,其影響可從輿論方面看出。人們爲甚麼要參加社會主義的政黨或共產黨?與論的解釋,幾乎毫無例外地這樣講:當然啊,沒有錢的人是贊成急進改革的,例如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有富人纔有理由要維持市場經濟。這種說法就是承認了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念,認爲大眾的經濟利益受了資本主義的害,資本主義只是爲剝削者謀利益的,要改善眾人的經濟生活,就得實行社會主義。

然而,人們之要求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爲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也不是因爲他們「知道」資本主義會傷害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成爲社會主義者,是因爲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是因爲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會損害了他們。他們盲目地在妬與恨的驅使下成了社會主義者。他們決不研究經濟學;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體無完膚的批評,他們是不理睬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經濟學的抽象理論簡直是無稽之談。他們自以爲只信任經驗。可是,經驗中有些不容否認的事實,他們也以同樣頑強的態度不予承認。例如一般人的生活水準,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就比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天國」不知要高出若干倍。

談到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他們也同樣地拿出那個錯誤的推理。他們以爲,那些國家的人民,正因爲窮困,「當然」要同情共產主義。很明顯地,貧窮的國家是想解除貧窮,改善人民生活。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所採取的經濟制度,應該是最足以保證達成這個目的的制度;資本主義就是這種制度,他們應該決定採用它。但是,他們竟受反資本主義的觀念欺騙,而傾向於共產主義。這些東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們,一方面羨慕西方國家的富庶,另一方面又不採用西方國家致富的方法,而沉迷於俄國的共產主義;俄國共產主義正是造成俄國及其附庸國貧困的原因。這真是一個矛盾現象。更矛盾的,是美國人。正在享受資本主義成果的美國人,也要頌揚蘇維埃制度,並且以爲亞非的貧窮國家「當然」要傾向共產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貭地研究一下?這是一個不能獲得一致答案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很確定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充分地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公開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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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31 19:39:29
在米塞斯看来,封建社会是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机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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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31 19:54:41


資本主義爲許多人提供機會,使他們的創造才能得以自由展現出來。階級社會是要每個人循規蹈矩,不容許違背傳統的行爲軌範。資本主義鼓勵人們革新:利潤就是一種獎金,獎給那些放棄成規而獲致成功的人;損失就是一種罰款,懲罰那些墨守成規,不求改革的懶漢。在資本主義下,每個人都可自由採取比別人更好的方法來做事。

然而,這種個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它是市場民主的結果,所以它要靠消費羣對於個人成就的欣賞。在市場上能否獲利,不是看你做得好不好,而是要看有沒有足夠的消費者承認你做得好。如果一般買主都不能欣賞你的產品,即令產品特別優良,所有精神的與物質的成本都白丟了。

資本主義這個制度,就是一個爲滿足大家需要而大量生產的制度。它是造福於一般大眾的。它把平均的生活水準提高到前所夢想不到的高度。它使成千成萬的人能夠得到一二百年以前極少數人的享受。

顯著的事例,就是各種各類的作品已有其廣泛的市場。作品——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講——是今天千千萬萬的人所需要的一種貨物。他們看報、看雜誌、讀書,他們收聽廣播,他們擠進劇場。那些滿足大眾慾望的作家、導演和演員們,賺得大量的金錢。在分工的社會結構裏面,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再分工,即有了作家這一行業,他們靠寫作爲生。這些作家們在市場上出賣他們的勞務或作品,正同其他所有的專業者出賣勞務或產品一樣。他們正是以作家的資格結合在合作而分工的市場社會中。

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寫作是一種無報酬的工作。鐵匠鞋匠能夠謀生,著作家不能。寫作不是職業,只是某些人的一種愛好。只是國王、貴族、政治家、及富有資產者的高尚工作。此外,如主教、僧侶、大學教授、軍官們在閒暇的時候纔能寫作。一文莫名的人,如果迫於強烈的情感而要從事寫作的話,必須首先以其他方法謀得生活之資。史賓諾莎(Spinoza)磨過鏡子,穆勒父子(James Mill與J.S. Mill)二人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辦事處工作過。但是大多數貧窮的著作家,都靠有錢的朋友們慷慨幫助以爲生。國王們也常常搶著來保護詩人與作家。許多宮廷成了著作家的收容所。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這種保護制度會給著作家以充分表達的自由。當時的保護者並不把自己的哲學、自己的倫理觀念、自己的好尚,強迫被保護者接收。教會要加害於作家的時候,他們也常常熱心地出來庇護。在這一風向之下,一個作家如果被某一宮廷或某數個宮廷驅逐,他也可能找到一個敵對的宮廷作他的避難所。

但是,長期地優游於宮廷倖臣之間,靠君主的眷顧而生活的哲學家、歷史家和詩人們,其想像力不會有很好的啟迪性。所以從前的開明人士,對於經濟制度演進到作品也成爲市場商品的時候,特別表示歡迎。因爲這是把著作者從國王貴族的保護中解放出來。他們以爲,從此以後,知識階級的見解與判斷將是高於一切的。好一個錦繡前程,這是個多麼令人驚喜的希望啊!

但是,事實沒有想像的那麼美。

著作,不是在遵循舊說,而是要提倡異議。有些著作家只會重述大家所承認和大家所想聞知的東西,這種著作家並不重要。值得重視的是有革新精神的、提倡異議的、能夠說出前所未聞的事物的,以及反對傳統的標準,而以新的價值與觀念代替舊的價值與觀念的那些作家。這種作家,必然地是反權威、反ZF,而與其同時的多數人立於不妥協的反對地位。這樣的作家,其著作是大部分的人所不購買的。

不管你對於馬克斯與尼釆(Nietzsche)是怎樣的想法,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死後的聲勢曾經大得不可抵抗。可是他們生前如果沒有其他的收入而只靠版稅的話,他們一定早已餓死。提倡異議的作家,沒有希望在正常市場上賣出他的著作。

書籍市場上的大亨,是那些爲大眾寫小說的作家。如果說,那些購買者總是喜歡買壞書而不買好書,這也是錯誤的說法。其實,他們是缺乏鑑別力,有時他們也購買很好的書。出版的小說和劇本,固然大部分是不值一顧的,可是,每年有成千成萬的書籍出版,又焉得不如此呢?儘管如此,如果在這成千成萬的出版品當中,僅有千分之一的書籍比得上過去的偉大作品,那麼,我們這個時代仍不失爲著作燦爛的時代。

許多批評者,總喜歡把他們所說的作品墮落這一現象,歸咎於資本主義。其實,他們或者應該歸咎於自己沒有能力辨別糟粕與精華。他們的眼力比百年前的人更敏銳嗎?舉例來說,今天所有的文藝批評家都滿口讚賞史騰達爾(Stendhal),但史騰達爾在一八四二年去世的時候,只是一個沒沒無聞而被人誤解的人。

資本主義使得大家手頭寬裕,可以隨意購買書籍雜誌,但資本主義又不能夠教大眾鑑賞米栖那斯(Maecenas)或史肯那(Can Grande della Scala)的作品。普通人不能欣賞非普遍的書籍,並不是資本主義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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