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
作者：陈和午
来源：南风窗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十年，可谓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尽管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经济打了一个盹，但2001-2010年GDP年均增速依然高达10.5%。然而，在中国经济快进的同时，中央ZF—各大部委—垄断国企—地方ZF—黑色经济团体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也显著强化，各种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ZF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45%，广大的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20%。
利益统筹的中央ZF
中国是一个威权政治国家，中央ZF掌握着大量权力和资源，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央ZF是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从政治角度而言，中央ZF作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或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央ZF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追求中央ZF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很多时候扮演着既是裁判又是球员的角色，且这些经济利益往往又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强势集团的利益相冲突。国富民穷问题是中央ZF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典型。在GDP蛋糕膨胀的同时，中国ZF也成为了全球第二富ZF。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而2002年时不足2万亿，十年间翻了4倍多;其中中央财政从2002年的8515亿元猛增至5243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0%，依然保持了分税制后“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的势头。
不过，中央ZF的利益也受到其他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并有被削弱的倾向。典型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楼市调控方面的博弈。从2003年起，中央ZF曾多次推出了对楼市的调控措施，但房价却在调控声中一次次飞涨，地方ZF是中央ZF楼市调控变“空调”的强大阻力之一。而本轮楼市调控目前看虽开始有所效果，但地方ZF新一轮微调政策又在风生水起，楼市调控博弈局面趋于显化。实际上，近年来中央ZF在经济领域的政令被地方打折扣有点越来越普遍了，甚至还出现地方官员欺骗中央ZF的现象。尽管近几年中央ZF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后，“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反复提及，但在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中央对经济层面上“地方ZF藐视中央权威”现象也似乎很无奈，一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无法推进，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现实中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经济利益强化的部委
各个部委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应该说保持政治中立，努力追求中央政策执行的效率是其分内之责。但是，近年来“部委利益”一词却越来越频繁的出现，特别是2003年和2008年两轮部委机构调整后，一些部委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太大，并演变为部门权力利益化，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越来越浓，部委决策、中央背书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委的部门利益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央ZF的总体利益，这也造就了各地驻京办异化为“跑部钱进”的阵地。
而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近十年来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隐蔽性转向公开化。不管是蜗牛般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停滞不前的三网融合困局，以及多年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不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而一轮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更是部委利益争锋的典型。此外，许多法律或政策的出台也由于部委之间的利益瓜葛遭拖延，例如，一部《反垄断法》酝酿了13年才于2007年8月30日露脸，其背后是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三大部委的起草权之争;《能源法》的至今难产同样触及到多个部委之间的既得利益再分配;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快两年而细则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40多个部门涉及其中;等等。
倘若上述利益之争还只是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接下来部委纷争的利益博弈就显性化了。如2004年开始的三部委千亿企业年金博弈;2005年央行与建设部的取消房屋预售制度之争;2006年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相继高调介入卡拉OK版权收费;2007年出台燃油税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2008年大部制下啃不动“铁老大”改革的尴尬;2009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游戏管理权上互不相让;2010年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电子产品“入境税”上的掐架;2011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奢侈品关税上的论战;至今仍陷入拉锯争斗的环境税划分，背后除了地方ZF的利益外，部委之间也有千亿蛋糕切分。
垄断日盛的国企
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肩负起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也让国企们有了幕后大老板。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倒没啥，但应该以市场规律为前提，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央企，享受着政策、资金、项目、市场等方面的特殊“照顾”，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更具有“竞争力”。正是借助这种背靠ZF，面向市场的经营之道，让国企演变成了一类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其业绩也高奏凯歌。“十一五”末，国企主要效益指标营业总收入、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创历史新高，比“十五”末期均实现翻番。到2011年，国企利润总额更是超过2万亿元，而2002年国企利润仅为2500亿元左右，十年间翻了8倍，年均增速高达25%，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速。而在2011中国企业500强光鲜榜单背后的尴尬是：上榜的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不及10家利润最高国企总额的一半。
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中国ZF4万亿“救市”计划的刺激下，受政策资源倾斜的国企们开始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与2004年钢铁领域民企“铁本”的倒下不同，此次能源、钢铁、航空、煤炭甚至房地产领域的“国进民退”浪潮都愈演愈烈，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大肆扩张“与民争利”。与此同时，央企渐渐爱上“走下去”与地方ZF展开大规模的合作，地方ZF也尤其青睐“傍央企”的新一轮潮头，两者的联姻上演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央地”合作模式大戏。
此外，作为国企真正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现实中却难享红利，而国企利益内部化的规则日益明显。2008年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而从近两年“两桶油”的“天价茅台酒”、“天价名片”、“高利贷”、“团购奔驰”、“购房门”等漩涡门事件中也可见一斑。事实上，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盐业专营制度改革的一拖再拖，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陷入迷雾，等等。垄断老虎越养越大，倘若放任这种局面持续，“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将会日益严重。
GDP导向的地方ZF
地方ZF无疑是市场经济下利益觉醒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追求经济利益毫不含糊。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地方ZF的所谓“新圈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可谓如火如荼，借城市化建设或新农村建设之名让农民“被上楼”现象已蔚然成风，而其背后却是地方唯GDP主义的长久不衰和卖地收入的高歌猛进。数据显示，2001年-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7年约1万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2010年增至2.7万亿元，2011年已超3.15万亿。与此同时，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水涨船高，2003为55.04%，2010年达到最高点74.14%，有些县市甚至在80%以上。
实际上，在中央ZF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政策下，土地财政一直是地方ZF与中央ZF利益博弈的焦点。近几年来中央ZF为了抑制地方ZF的卖地冲动，先后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的政策：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经费、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不过目前的效果并不太好，地方ZF往往与中央ZF虚与委蛇，10%的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相反，全国地方ZF负债超过10万亿和去今两年还债高峰的到来，中央又只能采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的方案让地方ZF“松一口气”，而这使地方ZF在土地财政上的热情再起。毕竟，地方ZF的庞大债务若偿还不了，到头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由中央ZF财政兜底，全体老百姓买单。
地方ZF大搞土地财政的背后有一个强硬帮手——房地产开发商。一些地方ZF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ZF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与开发商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大多数土地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地方ZF。而土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领域的腐败，也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行政权力腐败之一。腐败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地产反腐，一端总是一窝”。在此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却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往往成了地方ZF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不管是农田征用，还是暴力强拆，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社会热点中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的缘故。此外，一些地方ZF与民争利的现象还在保障房建设分配、交通、教育、行业准入、高税费等诸多领域时有发生，如陕西省宝鸡市眉县ZF首批分配的610套经济适用房中，ZF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公路异化为地方有关部门牟利的工具，全国各种过路过桥费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而首都机场高速、济南黄河大桥的超期收费并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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