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当-斯密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写下了关于利己主义的名句：“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晚餐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仁慈之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所以，我们不跟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是谈他们的利益。”他认为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经济中，理性自利的个人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个人在主观上为自己私利，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福利。
　　由此，他推论出市场无需政府的干预，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否则将限制资本的获利与发展。
　　在18世纪下半期，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逐渐过渡为机器大工业，斯密深刻观察到这一点，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认为人类的自然倾向会促成事物的秩序。在市场中，商品的供给量会自然地适应有效需求：供给过多使价格下降，导致用于该商品的土地、劳动、资本减少，从而减少其供给；反之，价格上升则增加供给量，从而实现自动均衡。
　　马歇尔假定总需求不变，价格与需求量负相关，从而得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另一方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则是向右上倾斜，即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两者的交点即为均衡点，这时市场达成均衡的稳态，据此形成了沿用至今的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的缺陷不易被察觉，原因在于先设的错误：前者是收敛于某一时点的供求状态，而后者是发散的动态供求变化，两者的交集没有意义。
　　萨谬尔森这位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则将数理知识应用到了极致，给经济学披上了数学分析的外衣，对人文学者竖起了高墙，与世俗隔离，变成了外表艰深的、脱离实际的、繁琐的、不着边际的经院式思辨。
　　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生存的压力和高额利润的诱惑让小私有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劳操作；个性得以张扬，冒险创新受到鼓励推崇。于是，铁路、机车、电话、轮船、汽车出现了，新大陆发现了，生产力顷刻迸发，世界日新月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惊叹道。
　　然而，以眼睛观察到的自然秩序并非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太阳东起西落，让人对地球中心深信不疑；雷电交加让先祖们感到的是天神的发怒，而不是正负离子的撞击；一眼望去的水面平整如镜，而以更为宏远的眼光看，它却是曲面，原因在于平坦的大地下面是滚圆的地球。
　　在经历了短暂的狂热扩张后，生产者们即普遍跌入绝望的深谷，商品卖不出去了。马尔萨斯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小于他们产品的价值总额，这就使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储蓄有时是有害的，国家必须保持一批非生产消费者以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萨伊则断然否认，市场上的交换本质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供给一种产品的人必然对另一种产品有需求，因此，每种上市的商品都创造出相应的需求，供给不可能普遍地大于需求，这就是着名的萨伊定律。它的问题一是如凯恩斯所说，停留在实物经济上；二是没有考虑数量概念。
　　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击碎了这台自动均衡的永动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工业产量下降20%至50%，失业率高于30%。价格下降后的企业减产倒闭，裁员失业进一步减少了消费，引起价格进一步下降，是不可抑止的螺旋式跌落，并非美妙的自动恢复。
　　本世纪初叶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再次光临重击了自由放任的耳光，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门前站满了要求救助的企业巨头与银行家们。
　　二、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指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让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出路在于有组织的计划性，为此，马克思的方案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全面的指令计划、废除货币、武装革命。
　　在对共产主义的描绘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动力源于兴趣和爱好，乃至第一需要，前者可以理解，但第一需要实难企及，人是有惰性的，好逸恶劳的。在没有生活的压力与幸福的诱惑动力下，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碌碌无为、搭便车。
　　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成员千差万别，并逐步演化为不同利益诉求的小集团，硬性抹杀该差别的结果是平均主义，挫伤其积极性。
　　相反，承认其合理的差别要求，实施选择性激励，则充分调动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富足。
　　全面的指令计划即便如同兰格模式设计的天衣无缝，那么，丝丝入扣的指令只能使人窒息、绝望，没有变化和偶然带来的惊喜，一切已被安排，人不过是一个螺钉，只是机械的、毫无生机的存在，一个彻底地受奴役者。这种作茧自缚扼杀了个性与自由，何来全面的发展？无怪乎哈耶克将其描述为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ERP、SAP的应用广为普及，实施如此的指令计划在单个企业范围仍是纸上谈兵，更何况是行业乃至全部？尚不考虑庞大官僚系统的低下效率。
　　关键问题是实施如此的计划目的何在？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假若生产的恰好等于所要消费的数量，那么也就完全废除了竞争，而竞争不足提供的产品更多的是次品、不合格品、假冒伪劣品。
　　实施该计划能摆脱经济危机吗？这是问题的核心。答案是不能。我们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内部同样存在不同的利益集体，也需要效益核算，并且只有实现利润才能生存下去。而只要有利润，就会有消费不足，从而发生经济危机。
　　废除货币，也就使商品交换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它并非社会的进步，而是大倒退。
　　武装革命燃起战火数十年，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对峙。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失败实验证明马克思的方案的不成熟性、主观臆断性。
　　当然，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性、货币问题给我们以启迪。
　　公有制让我们重视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罗宾逊夫人证明贫富分化的加大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因此，均衡分配财富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社会要避免过度的贫富分化。一个进步的、文明的社会必然是全体成员的福祉提高，而不是以大多数人的奴役劳作换取少部分的享乐侈华。
　　公共利益与个体私利如同大地与树木，没有大地的肥力和水分，树木必将枯萎；没有树木的遮天蔽日，大地势必由森林退化为草原、荒漠。
　　马克思弘扬了集体主义的可贵精神，鞭挞了个人主义极端化的危害，当然可能有些矫枉过正。
　　宏观生产的计划性消除过度竞争的危害，催生了信息与预期的研究。
　　货币问题提示我们深刻考察价值与实体的分离趋势，怎样弥合它们之间的裂缝，而非简单废弃。
　　尽管有解决方案的臆断，但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洞察，经济周期的频频造访，让他的名字熠熠生辉，与日月同光。
　　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授予了骨子里透着马克思周期论断的当代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三、约翰-梅因-凯恩斯
　　大萧条在击倒自由放任的同时，树立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为消费倾向下降、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及流动性偏好太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市场自动调节失败。据此要求放弃自由放任的原则，由国家运用货币调控利率，以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弥补投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二战后的西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尼克松总统在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开启中美正常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前一年所说的一句名言。
　　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实质上由政府强行扩大再生产，但由于没有改变总需求对消费需求的完全依赖结构，因此，消费不足没有被消除，只是被推后，且越滚越大，表现为国债累积膨胀；上游的原材料、能源、矿产、粮食等在政府投资项目持续不断的需求下供给不足，发生通胀，抬高了社会生产成本；而下游的消费品由于消费不足却产生通缩，只能减产保价，产业链萎缩变短。即所谓的滞涨，并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而政府的投资本质上是为社会产业提供了利润空间，因此，这种强迫式的扩大投资注定了亏损的宿命，否则，经济会重新陷入危机。
　　让政府投资饱受诟病指责的却是其显而易见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低下的运作效率，嗣后撒切尔发起了私有化浪潮让自由放任重新抬头，从此对凯恩斯的攻击非议不绝于耳。
　　里根的供给学派主张减税，与凯恩斯扩大政府支出不同的是能提升社会企业的利润空间，但都同样增加了政府赤字。实质上都是以政府赤字作为宏观价值补偿，以实现其利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3月22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在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对凯恩斯有很好的理解，救市措施既快又有力度，而美国受到批评。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联储前任格林斯潘没有错误，因为面对市场疲软、失业剧增，经济持续恶化、降低利率可以刺激投资，是现实的选择。他把失误归因于美联储没有投对方向以及监管缺失。
　　斯蒂格利茨还回答了张维迎关于储蓄的疑问，他重申了储蓄悖论：私有企业主的节俭与居民储蓄可以增强微观竞争力，但凯恩斯、马尔萨斯却提出储蓄有害论，因为它降低了消费需求。但他认为“从长远来说，正确的方向是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投资。”这个微观与宏观的对立困扰了人们多年，而本文后面将解决这一难题。
　　尽管有庞大的赤字后遗症和滞涨的阴影，但凯恩斯毕竟挽救了资本主义，即使到了今天，在危机苦难的时刻，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他的一边。
　　当然，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心理因素，尚显浅薄，但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事物的面目，并试图接近真相。
　　凯恩斯的贡献不止于挽救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套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将微观层次提升至宏观。
　　对凯恩斯的批评不是复辟到自由放任，跌回微观的篱笆的羁绊，相反，循其本意，扩展、丰富、创新宏观经济理论才是后人的方向。
　　四、米尔顿-弗里德曼
　　作为货币学派的开门鼻祖，弗里德曼认为通胀就是钱发多了，央行要匀速供应货币，不需要凯恩斯的反周期操作，即通胀时减少信贷，通缩时放松信贷。政府的干预只会更乱，要重新恢复自由主义，并推动了私有化浪潮。
　　费雪的mv=pq强调货币数量本身的变动对于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流通量都没有显着影响，因此，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是物价总水平严格地按比例上涨。
　　事实上，经济繁荣时期与萧条时期的流通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前期扩大货币供应量，必然加剧通胀，后期则躲在银行不出来。因此，货币主义的理论渊源只有超周期才有效，也即对克服周期波动无效。
　　这就好比一个病人在流血，急需诊治，而大夫却慢条斯理地、无动于衷地望闻问切，结果病人不治而亡。
　　熊彼得企图以创新蜂聚实现对凯恩斯修正，同样由于未能深入市场机理而铩羽而归。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个体的竞争力，但对于宏观的整体价值约束则无能为力。
　　货币主义的失效在于忽略了货币的非均衡分布以及央行输出货币的债务性，并企图将业已站在宏观层次上的经济学拉回微观，实现自由放任的复辟。
　　五、基本共识
　　新制度经济学家修正了古典的经济人假设，由于人们逐利行为的相互牵制乃至冲突，如果只有功利性计算，就可能出现好事没人做，坏事人人争先的局面；如果没有思想道德约束，人类的弱肉强食与野兽无异，仍然停留在丛林时代。
　　帕累托最优期望社会全体成员达到福利最大化，为此需要对弱者给予补偿，而这正是制度所要保证的。
　　制度的执行是由一定组织完成的，组织的成本是交易费用。为了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降低交易费用。
　　博弈是普遍存在的，个体与个体博弈，个体与整体博弈，内部与外部博弈，零和与非零和博弈，微观与宏观博弈，实体与资本博弈，诸多博弈使政策扭曲变形。
　　由于宏观与微观的价值观不同，为了保证整体福利，必须强化宏观手段，实行非对等博弈。
　　人不是离群索居的独狼，共同的利益是社会的基础。多样化的个性既为集体增添活力，又是创新探索的源泉；强大的集体力量既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又保障了人的基本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