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首先需要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这个会议发出来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求“稳”，这是一个根本基调。具体内容，就是“稳政策”，“稳增长”，“稳通胀”。从经济指标来说，这是中国2012年的经济目标。
　　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企业家自然就会问“稳在什么水平上?”这需要有一个标准，也就是需要有量化的概念。继而又会提出“为什么要稳在这个水平上?”对于这个“稳”的量化标准需要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一个目标任务。

　　稳是一个延续性的概念。这就可以得出中央对于2012年的经济形势的目标调控是在以2011年的经济形势为基准的前提下展开的。

　　国际经济：不会更糟糕

　　经济政策是与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相关的。要达到2012的经济目标，更重要的是对国际国内的环境分析，不会与2011年有太大差异的假设判断。

　　现在很时髦的一些判断都是讲国际形势很复杂，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风险在增加。但是首先要做这样一个分析，它跟2011年有没有区别。2011年也是很复杂，也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是有风险的增加。如果跟2011年没有区别，它仍然是复杂的，仍然是有风险的，仍然是有不确定因素的，那为什么要过度反应呢?

　　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基于这样一个判断，虽然也是复杂、不确定，虽然也是很大的风险，但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就将这个问题放到灵活性里面去处置。

　　从国际上来说，很多判断认为，我们2012年可能跟2008年一样，会遭遇2008年的情况。我们要做判断，这个经济学上称作“理性预期”。这个理性预期根据什么来作判断呢?它是根据你已知的信息去做对未来的判断。对未来的判断一定跟已知的信息关联度很高，这个大概率事件作判断，小概率事件一定会有些发生，那个小概率事件不应该作为你现在的当期政策决策的根据。否则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会形成过度反应。

　　我们现在判断的是，2012年与2008年是不是一样。

　　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200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统统都是负增长。所谓经济衰退是指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是-5.8%，英国平均经济增长-9.8%，欧元区是-6.8%，日本平均增长率大概-11%至-12%的水平。所以，我们称2008年引发了全球经济大幅度下滑。

　　中国经济当时受到了外需依存度太高的影响，从2008年上半年GDP12%增长突然下降到6.8%，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1%，这是当时大的经济环境。

　　再看现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调低全球经济增长率，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正增长，只是说很低的正增长。所以我说大的经济环境是在二次探底的边缘，但并没有出现二次探底，也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数据显示，和对未来预期的调整，都还是在一个正增长的水平上。

　　所以2012年与2008年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近期美国经济的数据，尽管会频繁的好好坏坏，但是向好的变化态势并没有改变。我们还可以预期2012年美国大选之年，其经济形势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特别是它的就业形势。

　　我们再来看2012年面临的形势与2011年是否有区别。

　　2011年国际形势最大的困扰就是欧债危机。首先是希腊经济出现问题，后来蔓延到意大利经济体。这时人们对欧洲银行体系持担忧态度。因为这样的信息不断释放，欧债救助治标不治本，所以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就形成频繁的振荡，我们称之为“高频振荡”，就是价格上下波动。经济是疲软的，全球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不断遭到下调。这些情况，就是2011年发生的事情。

　　2012年，我相信会延续2011年这个态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欧债危机实际上已经在2011年把最坏的情况释放出来了。因为评级机构最近把欧元区15个国家，包括德国在内，经济增长的信用评级指标放到负面观望上，欧债危机再蔓延也不会比这个信息再糟糕了。假定说2012年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也不会比这种情况更糟糕。当然我认为这个评级下调，不是德国一定有违约，最重要的也有对美国被调下去的心理平衡作用。

　　像这样一些问题，包括银行的风险、大宗商品市场高频振荡，如果欧债不能很好的抓住本质问题解决，那么2012年欧债的形势就和2011年一样：大宗商品市场还会振荡，金融市场还会振荡，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会不断的波动，银行还会面临着违约的风险。

　　但2012年在这些问题上，在欧债的演变问题上，不会出现比2011年更糟糕的信息。这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2012：延续9%的经济增长率

　　预测国内经济宏观层面，需要我们回顾2011年的经济情况。

　　2011年到现在为止，经济增长9%应该是已成定局。有声音说中国经济在放缓，因为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都是两位数，而2011年是9%。但我认为如果仅从这两个数据对照就说经济放缓，有所偏颇。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我们需要分析增长率是不是合理或者正常，也就是说是否符合规律，而不单纯的比较数据的绝对值。

　　每个国家经济崛起的时候都有一个高速的增长期，中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确实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很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也是大家反复讨论过的就是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其实静观很多发达经济体，当经历了高速增长以后，劳动力红利消失的时候，其经济增长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还需要看到生产带来对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报告说，我们占全世界总的石油市场需求的57%，到2015年要达到60%。而我估计不到2015年就会达到60%。也就是说生产受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在这方面的表现已经非常的明显，高增长所带来的资源需求高速增长，环境资源也被严重透支，我们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问题。

　　同时对外依存度推动经济增长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导向不仅是危机时期，就是到后危机时代也会受到挑战。所以中国经济在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这种完全靠低成本的优势、粗放式高增长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所以，我们再来看9%的增长率，就可以明白经济增长放缓跟经济发展阶段，跟目前我们面对的方方面面的新的约束条件有关系。

　　而且，粗放式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以往的高增长也有这个成分在里面起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2011年的相关数据来分析：投资增长到现在一直保持在25%的增长水平上，而得到的是9%的GDP增长。也就是说，大概近三个百分点的投入，才带来一个百分点的产出，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济学意义上进入了规模递减效应。规模递减效应就是以高于一个百分点的投入才带来一个百分点的产出。那么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如果还要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就要付出三个百分点，甚至更多百分点的投入，才能带来一个百分点的产出。这样的产出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没有重大技术上的突破，我们所谓的生产曲线不会发生变化的话，适当的放缓经济增长其实更为合理、有效。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短期内没有重大进步的话，按照经济规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应该逐渐下降，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相对前十年有所放缓的9%的经济增长，可能就是现在比较合适的潜在增长率。如果用更学术的概念来说就是长期增长率。长期增长率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稳定性，所以2011年增长是9%，如果这个是合理的、符合规律的，那这将成为我们新的潜在增长率。

　　如果2012年国内外大的环境和条件跟2011年没有太大的差异性，那2012年的经济增长在9%的水平上应该可以预期的。不必有硬着陆的恐慌，这是第一个指标判断。

　　CPI：或将形成需求型通胀

　　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指标是要稳通胀。通货膨胀应该稳定在什么水平上?为什么?

　　2011年我们经历了通货膨胀最高位阶段。

　　2011年通胀形成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非货币因素，包括实体因素、非实体因素、投机因素等这些市场无序的情况，大宗商品输入型的通胀，石油上了一百美元。所以这些压力都还存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要素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要素价格不改革的话，资源分配就不能市场化，就不能被优化。这从成本角度来看就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还有前期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在当期没有对最终消费价格产生影响，但是经过一轮以后，可能会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上去。那么可能在2012年形成一个需求推动的通胀压力。

　　根据各种相关数据以及中央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我们可以预测2012年的通胀会平稳回落到3.5%至4%的水平上。

　　第三个指标就是经济政策。企业来说，更关注ZF出台的各项政策。2012年，我们对于政策方面的判断是“稳政策”，也就是2011年经济政策的持续状态。2011年9%的增长水平和4%的通货膨胀，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实现，4%的通胀是2011年的组合政策调控下的结果。如果要把2012年增长稳定在2011年的水平上，把通货膨胀稳定在被政策调控的3.5%—4%的水平，那么政策不能轻易改变。这一轮通胀是组合政策调控的结果，那就需要把调控的效果稳定下来，“稳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2012年，存在三个变量

　　我认为2012年的国内经济总量指标应该比2011年更加平稳。而存在的不平稳变数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泡沫，第三个就是地方ZF融资平台的风险，这些都是2011年非常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到2012年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已经相对的平稳回落，房地产的调控已经是出现成效，当然房地产的调控要注意不要出现过度调整。这个过度调整对经济有影响，我们不认为应该用过去错误的政策来恢复房地产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用新的增长点防止房地产大幅度下滑对经济的影响。

　　地方ZF债务确实是存在着风险。但是2011年初期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大风险，但现在风险透明了。只要一透明，知道风险所在，就有相对针对性的政策，防止进一步恶化。地方ZF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已经被遏制，对于有可能已经发生的风险，我相信现在也在逐渐的寻找一些方法解决。

　　至少这三个变量，三个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在2012年会比2011年更平稳，至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我个人认为2012年会有一些改善。

　　(作者：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来源：《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年第1、2期)(左小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