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西欧国家的状况，用在当今的中国似乎颇为恰当。“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吴敬琏多次用它来描述中国现在情况。
　　没有人能否认3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然而伴随着巨大成果，我们面临着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压力，面临一个转型的时代，转型发展，毋庸置疑，势在必行。
　　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腐败蔓延、贫富悬殊、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信仰缺失……吴敬琏说，我能做的事情惟有呼吁。
　　天时，地利。我们有幸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刚刚有点从发展中国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味道，前有发达国家虎视眈眈的警惕，后有新兴经济体拼死围追堵截。而我们自身的广博地缘、众多人口和发展的不均衡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展现，身处其中，我们有幸成为这个复杂局面的见证和参与者，也许，还是推动者。
　　转型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任何一个渴望强大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照自身的自然禀赋优势去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的道路，是经济世界已经实践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巨大的产业转移浪潮伴随着资本的流动，作为最为基本的经济现象一直就没有停息过，从美国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到中国珠三角，到越南、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从珠三角逐渐缓慢地向广东两翼和内陆地区的转移。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我们必须找到发展的规律，找出顺应的最佳办法。
　　产业转移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环境压力的变化，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形成发展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ZF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策干预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在中国的转型道路上，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转型发展是有体制障碍的。
　　中国在利用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得到快速发展之后，是否已经迎来资本密集型禀赋？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人口红利逐年下降的当下，资本是否已经不再稀缺？我们的体制已经在哪些方面形成了转型发展的阻碍？ZF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与庇护，是否还能持续地激励社会财富的创造？
　　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话题，不能不请出本刊首席顾问吴敬琏，作为中国改革的推动者为经济社会政策制订做出多方面贡献的学者，多少年以来一直呼吁转型。他对中国转型发展道路的观点，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的角度，又有充满人文关怀的百姓视角。
　　《小康·财智》：在目前的中国发展中，您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目前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又包括两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是指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等生产要素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必然造成投资率不断提高和消费率不断降低以及内需不足。为了弥补最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刺激出口的政策，可以在一段时间，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内维持GDP的高速度增长，但是，所有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加痛切地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甚至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和贷方不对应了，一些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甚至出现一批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
　　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这时ZF的宏观经济决策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如果不以较大力度实行紧缩政策，资产泡沫就会继续膨胀直到爆破，或者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紧缩到位，由于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没有后续资金注入，投资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工人失业，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面对这种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的方式。
　　《小康·财智》：对于经济增长模式，您认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吴敬琏：唯一的出路就是从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10年以后的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五年的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些提法都非常明确，非常重要。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强势ZF控制下的粗放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ZF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小康·财智》：您认为中国发展与转型有哪些体制障碍？怎样消除这些障碍？
　　吴敬琏：2005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深刻的意见：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这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ZF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垄断重要行业；各级ZF握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如控制银行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各级官员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GDP作为ZF的政绩。目前考察各级党政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是GDP的增长，整个社会也是有这样一种观念，促使他们向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投入大量资源来营造“政绩”。
　　财税体制。各级ZF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因此各级ZF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而轻视公共福利，如教育和医疗。
　　行政干预使市场价格信号扭曲。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引导资源流向的机制。邮局行政定价和行政干预，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上游产品、原材料、信贷等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被行政定价所扭曲，这些资源只能直接或间接地由行政手段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误配和浪费。
　　总之，要实现转型，关键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经济转型要消除体制性障碍，这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而不能开倒车。
　　体制问题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小康·财智》：您认为什么样的ZF职能比较合适？有人认为ZF就应该越不作为越好，您怎么看？
　　吴敬琏：我不赞成ZF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所谓“强势ZF”即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ZF才是好ZF的观点。我赞成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对好ZF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小康·财智》：投资、消费和出口顺差是构成总需求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从而也被看作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目前出口顺差呈缩小的趋势，我们亟须拉动内需，但是现在依靠劳动力的收入非常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里分析过19世纪中期劳动者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原因。他指出，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是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目前投资率已经提高到45%左右的惊人高度，资本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也相应提高到惊人的水平。在中国，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再后是私企，特别是那些同ZF和ZF官员有密切关系、得到政策“照顾”或分享特权的私企。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上。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结构的问题，光靠ZF“削富济贫”的再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何况ZF出手愈大，就要从纳税人那里索取更多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最近两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已经达到30%以上的畸高水平。这样下去，只能压缩中等收入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白领）的收入空间，甚至造成国家问题：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本文经吴敬琏教授指正）

作者： 茧子  来源： 《小康·财智》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