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元素非常浓厚，但是又不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假定标准资本主义是美国、德国、法国等国；英国和日本也不是标准资本主义，天皇制度表明其属于现代型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俗称君主立宪制），于是成为了一种有特色的“封建型资本主义”，典型特征就是官本位制度。因此，官本位制度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和融入世界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范畴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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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考察“官本位”的表现及其危害，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体制之内的唯官是从。二是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04-30第09版，作者：张晓政，原题：“官本位”的来龙去脉
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主持编修《氏族志》，将天下姓氏分为九等。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士族门第观念仍然留存，高士廉等依照俗习，列博陵崔氏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等人皆起于闾阎布衣，至今受人推仰，又有谁在意他们的出身？倒是那些所谓名门望族，世代衰微，其子孙才行衰薄，全无冠盖，却仍自矜门第，弃廉忘耻，仅靠与新贵联姻索取些钱财，而傲慢如故。如今三品以上贵显，或以德行，或以功勋，或以文学，何曾见到这些人的影子！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不知世人何以贵之？我让你们编撰此书，正是为了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你们却仍以崔氏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要求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并亲自拟定了编修原则：“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高士廉等秉承圣意，最终将李世民所在的陇西李氏列为第一等，将皇后所在的长孙氏列为第二等，而将崔氏降为了第三等。

编修《氏族志》，在当时是一大政治事件。李世民所说的一番话，当然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姓氏之争，实乃借编修此书，达到扶植新兴统治力量、抑制旧有士族门阀、巩固唐王朝新政权的目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争夺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将出身门第作为评判一个人地位、价值的标准不同，唐太宗在这里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止取今日官爵高下”。即不管你是何等出身，只要官位高显，则你的姓氏也将随你尊贵；反之，如若寂寂无闻，则出身再好也无济于事，你的姓氏也将居于下等。

将官职高低作为评判一个人的地位、价值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讲，李世民可以说是“官本位”的首创者。追溯“官本位”的这一发端，应当说，从“门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毕竟，门第出身不可改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只能由其出身来决定，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而以官职为本位，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个人通过努力改变出身的命运，同时也为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个途径。也因此，在唐代高倡“官本位”的同时，标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的兴起，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了。必须看到，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阶层之间得以保持流动的空间与可能性。一旦社会结构出现板结化，阶层之间的流动陷于停滞，处于上层的群体就会蜕变为特权阶层，处于下层的群体则会因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满不平和怨恨，并被迫采取暴力的方式去获取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事实上，“官本位”之前，固守“门第本位”不放的士族门阀就是在庶族寒门的暴力革命中受到摧毁性打击，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古人是不会想到“官本位”这个词的。事实上，即使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尚未收录该词。一般认为，“官本位”是指，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作为一种核心的标准尺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有人考究过，“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原本从经济学名词——“金本位”化用而来。由于它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因此得到迅速认可和采用。同样，唐太宗自然也不会想到，由他倡导的这一价值尺度，历经千百年，竟会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糟糕的遗产之一，成为异化中国人思想行为的最大一个桎梏。仅是每年一度的公务员“国考”热，就仿佛不断地在提醒、刺激着中国人对“官本位”那难以言说之痛与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