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资料图）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在临近竞选年的华盛顿，各路政客炒作中国话题的不在少数，但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文章的大意是，中国近年来在科技论文和专利发明方面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在数量方面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且大有超过美国的趋势，引发了美国决策者的担忧。但是，文章的作者认为，这并不太值得担心，因为中国的论文和专利作假现象比较普遍，而真正应该引起美国人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子正在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
　　他特别提到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那里每天有几十个年轻的创业团队聚集，同时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也造访了这些年轻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咖啡馆和科技园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将有机会在中国催生出21世纪的硅谷。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很多时候有失偏颇，但这篇报道却非常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金融危机前后，从世界的富人俱乐部"G7"到所谓的"G2"（指中国和美国）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但毋庸置疑，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增长、通胀和转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其中，最具挑战的是转型。
　　应该看到，尽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提升，有相当多的产业位列全球产业链底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所以"13连跳"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
　　经济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产业要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
　　如果跳不上去，就会在低水平重复，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忍受力，比如对于污染、低收入的忍受力，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高，因为大家的期望值提高了。历史上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期望值提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这个在20世纪之初就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徘徊了一百年，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金融脆弱等各种社会乱象。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中国需要更具竞争力和更高经济附加值的产业群。这是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
　　未来十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大致匡算一下，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十年后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000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20%，就是10000美元，大致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大致是美国的四倍多。届时，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一，并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也就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十年对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十年。中国需要稳定十年，发展十年，而两者又是互为依存的。怎样才能实现这十年的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好资本市场，用好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经济转型的推手
　　经济转型，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存量的整合，二是增量的发现，两者都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存量的整合指的是现有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这往往有赖于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19世纪末期重工化过程中的美国经济，正是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浪潮得以整合，从而在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独霸全球。
　　增量的发现指的是，发现和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焦点，都在于各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轮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强大资本市场的推动。金融危机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远远领先世界，脸谱公司引领社交网络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依然是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劲支持。
　　改革资本市场以完善结构性缺陷
　　温州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2011年4月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这听上去有一点荒唐。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房地产、煤矿、贵金属、绿豆、棉花等市场，甚至成为国际热钱，炒作境外房地产市场。温州现象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凸显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企业和资金对接的通道或平台不够有效，这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时不我待，迫在眉睫。首先，要疏通渠道，增加平台，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只能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座叫债券市场，第二座叫三板市场，第三座叫PE市场，未来还需要规划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
　　其次，有了这些平台，还需要有效的监管，以保证它的公开、公平、公正，来的企业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只想着来圈钱，市场参与者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等等。
　　第三，还要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监管层正推动鼓励分红和退市等机制。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超过900%，全世界仅次于中国的韩国市场也只有200%，而发达国家在那一年大概100%左右。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交易比较活跃，投机性也相对较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一方面，长期资金相对稳定；另外一方面，是长期的大型资金，一定要专业的管理，所以它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资本市场是经济现代化的主战场
　　去年乔布斯的去世，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乔布斯？的确，乔布斯的热情和天分是难能可贵的，但乔布斯的奇迹是制度的产物。乔布斯和苹果的成长和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苹果1976年创立，1980年上市，乔布斯已经身价亿万，从此衣食无忧，因此有机会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人，以创新为使命。苹果上市后，并购了很多公司，整合了很多技术，也是在资本市场这个平台上才得以实现。尤其是，乔布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苹果全球的员工有4.6万人，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动员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夜以继日，奇迹般地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iPhone，靠的是一种激励机制，叫做股权激励。
　　我们都知道，iPhone的生产组装在中国的深圳，苹果的应用软件很多也都是在加州的中国人所写，甚至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爆炸式的销售业绩增长也是苹果股价一路飙升的重要推手。但中国却没有出现苹果和乔布斯。所以，美国的科技创新是依靠了科技与资本的对接机制，而这个机制的背后就是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金融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提出来服务于三农和中小企业。我国一个中部省份的一群年轻人创业，发明了一种地膜，一般的地膜是塑料做的，但是他们发明的地膜是淀粉做的。好处在于，第一，可以自然降解，无污染；第二，庄稼长出来之后，不需要人工，自己就可以钻出来。这些年轻人创业的动力在哪里？想上创业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激发的创业和创新的热情，看到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也可以大有作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若干年中，在资本市场的牵引下，遍布全国的科技园区和成千上万的创业人群中，或许将走出中国的苹果和乔布斯。
　　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三个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公司叫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的时间；第二个公司是微软，花了25年；第三个公司叫谷歌，只花了7年。由此可见，世界的竞争是在加速的，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够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去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是没有机会的。
　　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500强"，如果我们有机会浏览这五百家企业的名单，会发现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由此我们可以想及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一个"财富500强"，届时，从第1个数到第499个，基本上也都将是上市公司。未来十年左右，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发现，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过程，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独立董事等一整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