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到一部手机，我只会关心它好不好用，能打电话，发短信不？至于它是不是用正确的理论方法生产出来的，跟我没关系。
你们现在搞出来的这些东西，我只能说不好用，没法用。
不能因为你的理论高深，方法专业，我就要迁就，赞扬你的结果

你做事情都是这么漫无目的的吗？

当初说”地球是圆的“那人有什么目的？

找到测量方法，其本身就是目的。

不可思议的是，楼主你提出的测量方法为什么要别人来证明。

不感兴趣…

请问他为什么不提出"水是圆的",而要提出"地球是圆的"呢
因为效用和水一样,无法准确测度

不可思议，我要你证明什么了？

水的什么无法准确测度？

所以讲你逻辑混乱。你起先批评逻辑不对，发现自己错了后又批评前提不对。你能不能先动动脑子确定到底是什么不对啊？

你不要空喊，说明理由。

测量的目的是什么呢？

前提错误和逻辑错误是两回事，知不知道？

当然，尽管这样，你还是可以质疑我的前提，那就是需求价格事实上是否存在。

记得前面你也承认需求价格的存在，只不过认为需求价格是模糊的，不能确定的。现在你还是这样认为吗？

非此贴主题，不谈。

记住：是花一定的钱，得到最多的效用。或者：为得到一定的效用，花最小的钱。

当然有留住3元等下次买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很显然第二个苹果的需求价格不是10元，而是小于3元。

效用的可测量性 基数效用论假设，消费者消费既定数量的产品，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可以测量、记数、加总的。这种假设因为技术问题而一度遭到质疑，经济学家帕累托、希克斯等避开这个思路，开创了序数效用论的新道路。

人们认为，效用之所以不可以测量，是因为效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由于人的个体的差异，这种感受的测量缺乏一个客观的保准。

但是，最近的心理学技术发展与应用，开始打破“效用不可测量”的认识。最近日本某企业推出的“快速心理压力检测装置”（见新华网05年12月7日），成功地对心理压力进行了测量，说明个体的主观感受并不是计量的禁区。

此外，效用的测量还可以运用一些非生理的手段。例如，消费者消费产品的满意度。这种方法在商业统计方面早已大量运用。再如，在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机制设计中，有些效用可以通过“机会成本”来测量。比如某工人夜晚给别的单位兼职，导致上班时间偷懒休息。则他上班偷懒的效用近似等于他兼职的收益。

。。。。。。 您老继续吧

在MWG的教材中，效用是偏好的数学化。这个问题，值得花大功夫写一篇文献综述

引用一段张五常关于效用的见解（张五常经济解释）：

……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 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Bentham,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他跟着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ics）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个ZF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ZF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纳税人的钱：ZF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E.Slusky（1880-1948）——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 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好不热闹。

很不幸， 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 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 年， 史德拉（ G.J.Stigler,1911-1991 ） 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

我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其文如下：

……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H.Coase ）， 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 佛利民（M.Friedman）、贝加（G.Becker），与老师艾智仁（A.A.Alchian）。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可用金钱量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理念是什么。

已知：物的效用=某人对该物的用处的主观评价
          需求价格=为得到某件物品，某人愿意付出的最大价格。
求：物的效用=需求价格的价值
证明：（归谬法）

请问循环论证体现在什么地方？

服了u了，除了喊，能不能干点正事？

货币可以测量效用，但不是你所定义出的仅对于个人的效用，而是社会效用。因为货币本身就是做为已经被公认的尺度出现的。你通过模糊资源必须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模糊了货币这一社会尺度，使得测量出的结果好像仅是个人效用，而不是社会效用。

而且，老萨的所谓等边际也只能是在社会价值或者说社会效用等边际的情况下所导致的个人效用等边际，而不是直接的个人效用的等边际。

设每天都买苹果，每天苹果需求价格不变。
买一个，每天得17元，买两个每天得24元。哪个多？

以往的经济学都没有找到效用的测量方法。

请定义一下社会效用。

社会效用就是事物对于社会的正作用。而可以测量的社会效用则仅限于，在交换活动中的产品对于社会或者说交换双方的正作用，也可以说，仅限于商品对于社会或者说交换双方的正作用。

本人的《价格是什么》主要就是讲了这个社会效用的测量问题！

社会是谁？何为正作用？

包含二人及以上便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正作用是指对事物对自身所产生作用的正面评价。

如果两人的正面评价不一样，社会效用怎么算？

P。。
把马尔萨斯的《价值尺度》这本书找来读一下，也许你会从中获得某些启示。牛顿是怎么说的了。。。。

可测量的社会效用必须是在交换双方间形成的正作用，先讨价还价，如能达成共识，则社会效用形成；否则，未形成。

有点走题了。要不你开个专贴，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