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经济学之（四十二）张五常VS张培刚

把已经驾鹤西去的张培刚老先生扯进这个扯淡经济学系列，实在是抱歉。之所以把老先生扯进，是因为看了张五常为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作的序——《经济发展的真谛——再为大哥序》，差点笑破肚皮，这哪里是为别人作序，分明是在为自家的《佃农理论》作自序嘛。

据张五常说，他是2002年才有机会读到《农业与工业化》，这对于不读书的张五常而言，实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说实话，单从这篇序言而言，张五常丝毫没有涉及《农业与工业化》的具体内容，我有点怀疑张五常是否真的读过《农业与工业化》。

张五常说：“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论文详尽地解释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同时指出了这关系的体现是农业国家要发展起来不能避免的过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论文指出清楚界定权利与减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后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佃农理论》的延伸，不仅解释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经济发展，也解释了中国。不是事后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连一些细节也预先写了出来。可以这样说吧，能成功地解释一个大国从赤贫到小康的经济发展例子，以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为大前提及以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的理论作解释，走在前头的经济学者只有大哥和我这两个人，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学问，但跟传统的是两回事。”

说“解释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经济发展”，就好像人家张培刚先生仅仅是希望而没有解释一样；事实上，《佃农理论》和《农业与工业化》才是两回事。

具体两书的内容而言，差别那是大了去了。关于工业化也即经济发展，张培刚先生提出5个因素：（1）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2）生产技术，（3）资源，（4）人口，（5）社会制度。其中（1）（2）是发动因素，（3）（4）是限制因素，（5）则既是发动因素，也是限制因素，要具体分析。这5个因素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而张五常根本则主要是集中在社会制度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张培刚先生通过分析指出了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仔细考察台湾的土改和工业化，我们不难发现，台湾的经济发展走的正是张培刚先生指出的道路；而张五常则认为台湾的土改减租是不必要的。

特别是关于农民的处境，张五常和张培刚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张五常在这个序言中说：“没有农村放牛的经历我写不出《佃农理论》，而大哥也不会写出《农业与工业化》。”但是在他自己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里，他根本就没提自己放牛的经历，我们实在也看不出放牛的经历对于《佃农理论》的重要性。张五常还说：“这亲历其境的经验让我二十多年后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时，面对亚洲的农业数据，脑子里看到一幅一幅满是血泪的图画，于是按着这些画面推理发挥。”这让我很诧异，首先是他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里没有提及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张五常似乎忘记了他在《佃农理论》曾说：

“尽管许多改革家和幻想家宣称佃农没有任何决策权，因而佃农受到了剥削，但以下一点会令人耳目一新：至少在中国，分成合约是客客气气签订的。

  一旦谷物收获，佃农就会邀请地主到家里作客。吃完饭，便分谷物，佃农把属于地主的那一份儿送到地主家。交割完成后，地主又回请佃农一次。地主若想解除与佃农之间的现有关系，在这时就可以了结。如果佃农想放弃承租，他也可以在地主到他家赴宴之前离家，以向地主表明他的意向。”

这哪里是什么满是血泪的图画？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第八章说的是台湾，要说满是血泪的图画，还真有，可惜张五常视而不见，丝毫没有提及，那就是台湾地主对佃农的剥削。网上有关资料称之为“剥四层皮”：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所载，台湾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二是“铁租”，即不问年成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预收1季至2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分享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入。为了维护这种严酷的剥削方式，台湾盛行短期租约和口头租约。租期最长以一年为限，口头契约占租佃总件数的81.4％。因无书面凭据，地主可随时提出解约、撤佃和加租等要求。我之前，对于张五常大量引用大陆的租约，而对其重点研究对象——台湾的租约却不提及就很奇怪，现在明白了。

张五常还说：“哈佛当年给大哥一个博士论文奖没有判错，但大哥之作的影响力甚微是悲剧。为什么后者会是这样呢？一个解释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不重视。另一个解释，不好说也要说，是因为大哥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大学之内种族歧视较少，但不能说不存在，尤其是大哥亲历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后我出版《佃农理论》这本书，算是有点影响主要是因为有两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学报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之次。书中其他较为重要的地方──关于中国的农业经验──从那时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人读。读理论本身的不少，但批评多得我一律懒得回应。算是我歧视他们吧。今天我的佃农理论还在，昔日批评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倒是有点不同的看法，虽然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要说，是因为张培刚不会吹，不会抱自由主义的大腿。至于张五常说，他“书中其他较为重要的地方──关于中国的农业经验──从那时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人读。”他实在是应该谢天谢地，否则他的马脚早露出来了。

在“扯淡经济学之（四十一）三谈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一节，我曾表明，张五常《佃农理论》的第四章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而求助于熊皮特的创新理论。现在终于知道，张培刚先生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把创新理论融入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了。

最后是要感谢张五常，如果不是因为先看了他的《再为大哥序》，我是不会知道张培刚先生和他的《农业与工业化》的；但也正因为这篇序文，我还真差点就打算不看的。现在想，张五常的这篇序文，实在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比照，如果再看看两书作者各自的导言——《<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和《<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那就更有趣了：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实在有照妖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