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邦先生《中国式教育由孔乙己向范进的博弈》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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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大明白
时间：2007-02-28 11:46:51

郭兴邦先生《中国式教育由孔乙己向范进的博弈》读后

郭先生的文章似乎还没有载完。现在面临开学，穷忙于公干，可能会没有多少时间来写帖子。故而此处简单地把自己的读后的想法说说，供郭先生参考。我也是生在1944年，好像与郭先生同庚。所以我读郭先生的文章，自己觉得容易理解。当然也希望我的这个帖子的内容，对于郭先生也能从正面地理解，尽管我所说的，恐怕是与郭先生相左。

我想不针对郭先生的具体论述，而是超脱一下，就几个与人才和教育有关的大的问题，说说我的见解。

第一， 教育事业，永远是令人遗憾的事业，永远不会是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十全十美的社会机制。我在美国读过书，也在那里教过几天书。其间也去参观过那里的中、小学。当然发现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也有不好的地方。美国人自己也对他们的教育不满意。和美国人在一起聊天，他们也说中国的教育方式好。

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只能在稳定中逐渐解决，不能动不动就炮轰就全盘否定。任何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好的教育模式都注定会失败的。

第二，人类社会当然需要人才来维持运作，但人类社会更是一个不断地大规模地埋葬人才的社会。如果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现在活着的人里会有数十万帅才军事家，可惜现在不打仗，这些帅才只好芸芸众生了；若每一个中国的孩子生下来就在身边有一架钢琴，有琴师，那最后成气候的不知道会有多少郎朗；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大批的可能会成为郎朗甚至比郎朗还要优秀的钢琴家，只能泯然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能成才的人不可胜数，但机会少之又少。教育体制本身不管怎样先进，不管它以怎样理想的高效的简约的方式培养多少各类高精尖的所谓人才，它基本上不能增加能使这些人才得以实现其价值的机会。机会是社会造就的。又由于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数量永远不可能与社会提供的机会绝对同步，故而现代教育不可能保证所有的潜在的人才都会接受成才教育而成为有学历文凭的人才，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已经获得学历文凭的人才全部都占有实现其价值的机会。

这样讲，不是要对一切埋没人才的社会机制加以肯定。恰恰相反，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设法在教育体制的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使应当脱颖而出的人才被发现被使用。肯定地说，在中国，进入了现代教育这个门槛而被丢弃的潜在人才，可以说基本没有。道理很简单：由于真正可以称为人才的人，充其量只占高考录取人数的10%，大约每个同龄人组有50万。以录取 500万来保50万，应当是没有遗漏的。就目前的中国现状看，造成人才埋没的罪魁祸首，决非学校的施教不当，也不是高考出了问题，而是大量优秀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参加高考。扩招以后，这些孩子因为家穷，负担不了昂贵的各种费用，甚至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早早地辍学了。据教育部的官员们解释，扩招是为了“满足更多的人上大学的愿望”，但实际上扩招和提高收费是同步的，结果是有钱的人大量过了高考的门槛，而没有钱的本来在未扩招时能入大学的人，反而被挤出了大学的校门。对于那些扩招后勉强进入大学校门的穷家子弟，在毕业求职的“手段”上又不是那些扩招后才有机会入大学的富家子弟的对手，虽然他们的学业优秀，但无法实现价值。所有这些，都不是学校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第三， 当我们讨论“人才”问题时，我们应当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从社会上一个一个的人能否实现其潜在的能力来研究。如前所述，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地大规模地埋葬人才的社会。人才被发现被培养并且才尽其用固然是好事，人才被埋没掉，也不能说一定就不正常。中国现在不打仗，本来可以成为帅才军事家的人才，多数就被埋没了。许多可以成为郎朗那样的钢琴演奏家的孩子也被埋没了。这些都应看作是正常的。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所有资质高的有潜能的人都成为人才。任何人，为了避免被埋没掉，或自己的子女被埋没掉，就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应从个人的喜好来做出判断，以便走正确的路，避开埋没人才的陷阱。

第四， 为了进一步解释上面的话，我想有必要提一下现代人类辨认出具有潜能的人的基本方法。
任何社会，在较高层次上选拔和识别人才的时候，总是有两个大的台阶。第一个台阶，不是单看某人的专业如何，而是主要看他的专业以外的东西学得如何。第二个台阶发生在一个人出了学校门以后，到的工作岗位后。此时才看其专业水平和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专业以外的知识和能力方面没有达到社会所认可的要求，其专业的水平是不予考虑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下面我具体地说说。古代的科举考试内容，重点不外四书五经，即便是到了京城考进士，也要考围绕这些儒家经典的所谓“策论”。一旦考中进士，无论是分配到礼部去搞外交，或去吏部搞官员的选拔任用，或去户部搞财政税收，或去刑部搞法律审判，或去兵部搞军事，都不再弄儒家经典了。也就是说，这第一个大台阶，考试内容与他在一生中要从事的事业差别甚大。在古代，莘莘学子把四书五经叫做“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就扔了。等分配到了具体的部门，便开始登第二个台阶：古人称之为“以吏为师”，钻研专业。到了这个时候，专业的才华才起作用。而在第一个台阶之前，“术有专精”在证明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方面，一般使不上劲。这是古代的情况。
现代教育也是如此。一个人在高中喜欢化学，但决定这个人能否考上大学的化学系，不取决于他的高考化学试卷的满分。考研究生的时候情况也类似。在诸多的必考科目中，专业分数总占小的比例。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只要是上了一定规模的考试，而且是为不同专业选拔人才的公共考试，考试的内容一定是所有参加考试者都应当掌握的东西，于是公共知识技能部分便总占据了考试的重点。从人类的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问题，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他往往会乐此不疲地做，别人认为是枯燥的东西而他学起来却其乐无穷。因此考他这方面的水平，不大容易了解他的潜在能力；认知心理学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规律，即人是可以把他不感兴趣的东西学好的。举例说，在高中，学生们要学多门功课，几乎所有的高中学生都只对其中的部分科目感兴趣，对所有的功课都有兴趣的学生，不很多。但各科成绩都好的学生却很多。这说明，一个学习好的学生，他不仅能把自己感兴趣的功课学好，更重要的是也能把自己所不喜欢的功课学好。正因为如此，通过考试的办法了解被考者不感兴趣的功课学得怎么样，同样是重要的，而且在了解被考者的潜在能力方面有着非常的价值。
上述的这种人类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的看似怪异的现象，早就被人发现了。王安石有一篇洋洋洒洒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旨就是批评当时儒家的教育和国家的考试与人才的使用脱节。但他的批评归批评，连他自己也提不出可以替代的选拔人才的其它办法。今天我们听到的对考试的批评，由于都缺少一个必要的支点，就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支点是：批评者在批评的同时，必须提出一个可以替代现代考试的切实可行的新办法。
于是千百年来这样的以公共知识为基本内容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办法就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看样子还会延续下去。其存在的理由是：具有人才潜力的人数是无限的，但社会所需的人才数量是有限的。这就又回到了我在上面重复说的那句话：“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地大规模地埋葬人才的社会”。某些特别的人才，例如比尔•盖茨、郎朗，你无法埋葬他们，你用什么考试来对付他们都不能埋没之，他们总是会脱颖而出。但对于大多数人，就必须认真思考这个事情，不要掉进被埋葬的陷阱。办法就是努力地学好自己所不喜欢的不感兴趣的相关功课。

第五， 说现代教育是学历文凭教育，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什么错。现在的教育体制为自学成才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了获得学历文凭的机会。考试科目的设置也是经过了论证的。一个有志于取得高学历文凭的人，不可以以自己的爱好来判断什么知识门类是自己所需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他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就必须按照社会为他规定的学习模式来安排他的自学，并通过考试。这种自学考试的机制，现在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然而没有高学历的人，不一定就不是人才，因此取得高学历并非说明一个人是否是个人才。在我们中国不少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学历并不高。郭先生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而且有著作行于世，在我看来就是很有作为的人才。

随着社会知识化的程度提高，完全脱离学校教育是几乎不可能的。但现代学校教育一方面大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效率，扩大了教育的规模和速度，另一方面又客观上缩小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对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养成起了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而校外创新人才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在于它拥有广阔而自由的天地。

第六，说“教育培养人才”，这句话并无大错。但严格地讲，人类教育不是“培养人才”的直通车，而总是把受教育者在通向成功之旅的中途，便让他们通通下车，中天门以上到玉皇顶这段最艰苦的攀登，由他们自己去爬。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学校教育为特征的现代人类教育，永远无力培养造就本来意义上的“人才”，而是把受教育的群体送到一个或高或低的通往人才之旅的平台上，“送”的办法就是让受教育者知道了继续他们的人才之旅所应知道的知识技能方法。至于受教育者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是死记硬背知道的，还是活记软背知道的，并不重要；而教师是怎样传授这些的，究竟是用二人转的方式还是数来宝还是光膀子耍叉的方式传授的，也不重要，只要有益于受教育者未来的人才之旅就好。从另个角度讲，每个受教育者，不管他受的教育有多高，他能否成才，要看他自己的这段人才之旅走得如何。成才之路，是要学生自己去走的。教师若是能把比尔盖茨送上微软总裁的宝座，教师就自己干了，就不费那些事去培养盖茨了。可以说，创新型人才并不是教育“有意”地“教”出来的，只能说创新型的思维是教育“无意”地 “激励”、“诱导”出来的，教育所起的乃是基础、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