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价值转型理论，因核心概念的内在模糊性而长期陷入逻辑困境。新概念资本论纲通过将“资本”严格定义为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并将劳动报酬彻底排除出资本范畴，实现了基础概念的净化。在此基础上，该理论框架不仅自然消解了上述两大难题，更建立起一个逻辑自洽、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分析体系，为数字经济、平台资本等新经济形态提供了统一的理论解释基础。

关键词

新概念资本；资本有机构成；价值转型；劳动自身增殖率

一、引言：传统难题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运动规律为核心使命，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价值转型理论构成了其分析体系的两大支柱。前者支撑着对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利润率变动趋势的解释，后者则连接着劳动价值论与现实市场价格体系，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关键纽带1。《资本论》第三卷对这两大理论的系统阐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但也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议——从19世纪末鲍特凯维兹对转型问题的数学重构，到20世纪中叶置盐信雄关于利润率变动的论战，再到当代学者对数字时代资本形态的重新解读，围绕这两大理论的争论从未停歇23。

争议的核心症结，始终指向“可变资本”（v）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性。在马克思的原始框架中，“可变资本”被定义为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支出：一方面，它作为预付资本的一部分，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c）共同构成生产成本，参与利润率的计算；另一方面，它又被等同于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工人的消费基金，成为新价值创造的前提4。这种“预付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双重属性，使得理论分析陷入难以调和的逻辑困境：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中，“c/v”比率的变动既反映生产技术的升级（如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又受工资水平调整的影响，无法纯粹揭示技术构成与利润率的内在关联；在价值转型理论中，成本价格（c+v）中的“v”既是价值量（劳动力价值），又需在竞争均衡中表现为生产价格量，由此引发“成本价格是否需要同步转型”的无穷递归论证，甚至导致“两个总量等式（总生产价格=总价值、总平均利润=总剩余价值）能否成立”的根本性质疑56。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困境进一步凸显：平台资本、数据要素等新型生产资料的出现，使得“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愈发模糊；零工经济、知识劳动的普及，也让“劳动力价值”的界定失去了传统工业时代的确定性7。在此背景下，简单修补传统理论模型已无法回应现实挑战，必须回归基础范畴的重构——这正是新概念资本论纲的核心使命。新概念资本论纲的核心主张，是将“资本”严格限定为生产资料的货币化形态，彻底剥离劳动报酬的“资本”属性，通过范畴的纯净化消解传统理论的逻辑矛盾。这一重构并非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核，而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厘清被模糊化的基础概念，从而为理论体系注入新的现实解释力。

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主张展开论证：首先，分析传统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逻辑困境，阐释新概念框架下范畴重构对难题的消解路径；其次，梳理价值转型理论的争议脉络，证明新概念框架下转型过程的自然性与自洽性；最后，总结新概念资本论纲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揭示其对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二、资本有机构成难题的消解

2.1 传统理论的逻辑困境

传统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以“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为核心比率，意图揭示技术进步与利润率变动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4。但这一命题的解释力始终饱受质疑：一方面，“可变资本（v）”作为预付资本与工人收入的混合体，使得“c/v”比率的变动同时受机器替代劳动（技术因素）与工资水平调整（分配因素）的双重影响，无法精准对应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5；另一方面，“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引发利润率下降”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中技术进步与利润增长并存的经济现象，呈现出机械决定论的局限。

2.2 新概念框架下的范畴重构

新概念资本论纲通过彻底的“概念分割手术”，从根源上消解这一难题：

1.资本概念的纯净化
将“资本（C）”严格限定为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仅对应传统理论中的“不变资本（c）”，是生产过程中转移的旧价值；而支付给工人的薪酬不再被视为“资本”，而是劳动创造的新价值（L）在分配环节的结果，即劳动报酬（L1）。这一界定彻底切断了“预付资本”与“劳动收入”的概念纠缠，使“资本”回归其作为生产资料货币化的本质属性6。
2.分析工具的革新
随着“可变资本（v）”概念的取消，传统“c/v”比率被两个逻辑自洽的分析工具替代：

- 技术构成维度：生产资本（C）与劳动投入量（如劳动时间或劳动报酬L1）的比率，纯粹反映生产的物质技术密度，精准对应资本技术构成的核心内涵；
- 效率与分配维度：劳动自身增殖率（λ = L2/T，L2为增殖价值、T为劳动时间）与利润率（r = L2/C），前者衡量劳动创造超额价值的能力，后者反映资本的使用效率，二者共同构成解释经济增长与利润动态的核心维度7。

2.3 利润率变动命题的升级

传统理论中“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绝对化命题，被转化为更精确的条件性结论：利润率（r）的下降并非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仅当生产资本（C）的积累速度持续超过劳动自身增殖率（λ）的提升速度时才会发生。这一阐释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局限，为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升级等方式提升λ以维持利润率提供了明确的理论路径——正如数字经济时代，高技能劳动推动劳动自身增殖率大幅提升，即使生产资本积累加快，利润率仍能保持稳定甚至增长8。

三、价值转型难题的超越

3.1 传统转型理论的核心矛盾

价值转型难题的核心冲突在于：商品按价值（c+v+m）交换的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实存在表面矛盾。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跨部门再分配的“转型”机制，试图调和这一矛盾，但成本价格（c+v）中的v本身需从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导致理论陷入无穷递归的逻辑困境9。长期以来，学界围绕“两个总量等式（总生产价格=总价值、总平均利润=总剩余价值）是否成立”“转型是历史过程还是逻辑过程”等问题争论不休，本质上都是概念模糊导致的理论内耗10。

3.2 新概念框架下的转型机制重构

新概念资本论纲通过重构价值公式，使转型过程自然显现，无需复杂的数学演绎与逻辑修补：

1.价值构成的简化：W=C+L的核心公式
任何商品的价值均表述为“资本转移价值（C）+劳动新创价值（L）”，其中C是资本家预先垫付的货币成本，其量在生产前已确定（如购置机器设备的货币支出），本身就是明确的货币价格量，不存在“价值与价格偏离”的问题；L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在生产结束后分配为劳动报酬（L1）与增殖价值（L2），L2构成社会总利润的唯一源泉11。这一公式彻底摆脱了“可变资本”带来的概念混淆，使价值构成的界定回归清晰。
2.转型机制的直接化：竞争驱动的分配过程
在新框架下，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无需复杂的“转型”步骤：资本家的竞争核心是利润率（r=L2/C），部门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会推动总增殖价值（ΣL2）按各部门资本量（C）进行再分配，形成平均利润率（r=ΣL2/ΣC）；而生产价格本质上是“成本价格（C）+平均利润（r×C）”，是竞争均衡的自然结果，而非价值的“变形”12。这一过程中，成本价格（C）作为预先确定的货币垫付，不存在“自身需要转型”的问题，传统理论的逻辑死结被彻底切断。

3.3 总量关系的透明化与现实意义

社会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辨：总价值ΣW=ΣC+ΣL=ΣC+ΣL1+ΣL2，总生产价格=Σ(C+r×C)=ΣC+ΣL2，二者的差额恰好等于社会总劳动报酬（ΣL1）。这一关系不仅在数学上实现自洽，更深刻揭示了宏观经济的核心分配结构——生产价格体系反映资本补偿与利润实现，劳动报酬则作为独立的宏观总量存在，无需通过复杂的等式证明即可体现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内在一致性13。这一阐释为分析收入分配结构、资本积累与劳动报酬的动态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工具。

四、结论：理论清晰性的胜利

新概念资本论纲对两大传统难题的解决，并非基于技术性修补的改良，而是源于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它通过将“资本”概念回归其生产资料货币化的本质，将价值创造与分配明确为“C（资本转移）—L（新创价值）—（L1+L2）（分配结果）”的逻辑序列，实现了三重理论突破：

其一，概念的精确化消除了“可变资本”带来的模糊性，使生产技术条件与收入分配关系得以清晰分离，为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范畴基础；其二，逻辑的直接化让价值决定与价格形成、技术变迁与利润动态的解释链条更加透明，摆脱了传统理论中复杂的数学演绎与逻辑循环；其三，体系的开放化使理论能够有效容纳数字经济、金融化、平台资本等新现象，所有新形态的生产资料（如数据、算法、平台设施）均可纳入“资本（C）”范畴，其收益本质上都是对总增殖价值（ΣL2）的分配，实现了对新经济形态的统一解释14。

综上，新概念资本论纲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厘清基础经济范畴，消解了长期困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幻象，使学科焦点从“概念争议”转向“现实分配结构分析”。它继承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核心内核，同时克服了传统表述的理论负担，为理解资本积累、价值实现与分配冲突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分析框架，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清晰性与现实解释力上的重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