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多的问题都集中到了制度上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高权利机关，按照人口比例来算农村里的代表占到多少？坐在里面的代表一个个穿西装打领带有几个是布衣粗履？公司老总、体育明星、影视明星、干部代表有多少农民代表？如果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一多半都是农民的话我就相信三个代表，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为民！

一半都是农民嘛，恐怕中国要准备饿死三亿人了，或者你为什么不建议干脆不搞工业和商业呢？

城乡二元经济现象持续很久了

这种现象是作为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来看待的

我在考卷上还呼吁过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好，大家都研究，但还是没有解决好

中国的经济很长时间都是重工轻农的，农业是基础，但以前我们对这个基础重视的还很不够！幸好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了！还有就是对8亿农民兄弟的歧视！“农民”竟变成了贬义词，可悲！农民进城打工，还得称呼为“农民工”，还要受那么多的歧视，都是旧有的户籍政策的后遗症！诚然，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会带来种种问题，但建设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要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实处！

建国初中国只有300万产业工人，照阁下的看法，那时的经济比现在更合理了？您也别读书了。回家问问爷爷那时吃得饱或者能读书吧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7141061115904/20050709/583029.shtml

香港媒体：湖南警务人员入屋抓人 打死孕妇

据苹果日报七月九日报导，南岳衡山脚下的湖南省衡山县一批公安，上周三夜闯民居抓人，其间将一名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中年妇人暴打致死。事件触发当地逾万民众的义愤，他们将死者尸体抬到派出所外「讨说法」，由于公安逃去无踪，民众将「整个三层高的派出所大楼，除了墙壁以外，能砸的全都砸掉了！」并推翻及焚烧公安车辆泄愤。尽管湖南省公安厅已向死者家属赔偿十一万元，但当地民众坚定地强调：「事情还没解决，必须交出真凶！」

衡山县东湖镇一名村民透露，大约在一个月前，当地一名陈姓贵州人，将一家售卖石油气的店铺承包下来，虽然执照尚未到期，但当地城管部门有心刁难，以「执照不齐」为由，到陈家将东西搬走。城管的「野蛮」行为招致大批民众不满，他们将城管赶走，事件基本平息。没料到，公安和城管部门认为在事件中「丢了脸」，十多名来自衡山县公安局及东湖镇派出所的公安，在六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左右，突然闯进陈家，将小陈和他哥哥殴打后带走，行动中，这些戴头盔，自称公安的大汉将小陈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嫂子当场打死。据说，公安当时不知陈的嫂子死了，还将陈家兄弟带返派出所打到遍体鳞伤。

事发时正值夜深，当地村民大多已入睡，但有村民发现陈的嫂子被打死后，消息不胫而走，瞬即引发众怒。当晚约十点，民众将孕妇的尸体合力抬到东湖镇派出所外。翌日，聚集在派出所外的群众愈来愈多，要求「交出真凶」的声音此起彼落。群情汹涌下，派出所公安全部「逃走了」，不敢上班。

由于诉求得不到任何回应，部份民众开始动手打烂派出所的玻璃，将面的电视机、雪柜等物品打烂。当地一名民众形容：「整个三层高的派出所大楼，除了墙壁以外，能砸的全被砸掉了！」愤怒的民众烧毁了一辆公安车，另外推翻了两辆公安车。尽管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严密封锁消息，但事件在当地愈闹愈大，聚集的民众亦愈来愈多，湖南省公安厅的人在当晚九时许到场，向死者家属赔偿了十一万元，家属才将尸体搬返家中。事件虽然暂时平息，但当地民众昨强调：「事情还没解决，必须要交出真凶！」

另据报导，自从去年十月底，四川汉源当局因征地修建水电站，逼迫当地农民搬迁所触发的数万人骚动事件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动辄数千人参与的大规模群众骚乱事件此起彼落；而这些骚乱的导火线虽因个别事件而起，却引发大规模骚乱，可见内地民怨之深、之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因政府无度开发，耕地日渐减少，失地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赔偿，不满情绪自然萌生，而地方政府又未能体察民情，排解民愤，令民怨日深，最后导致群众性事件日多。

最令人痛心的是，个别政府甚至结合公安机关，对不满民众的打击报复，其次，内地各级负有监督政府责任的人大和传媒，均不能发挥其监督作用。监察不足是地方政府部门胆敢恣意损害民众利益，任意妄为的原因之一。

有见及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田前日就各地骚乱问题强调，中共党内目前推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要每一个党员都通过「保先」教育，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终做到农村「群体性事件」会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李景田在回答路透社女记者的问题明确表示，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

有分析指，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高官，李景田的此番表述，代表中央对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多起抗争事件的定性，各地方政府，均应据此精神，把握和处理类似事件，切勿以「地方主义」或「团体利益」等无法公开的籍口，随意将群众性事件升级，引发对立，造成更为严重的对立，唯此方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所追求的境界。

陈姓贵州人至少不是当地的失地农民，何以那么有号召力，使得众人与政府机关对抗？相比之下，韩国和香港抗日游行就是文明的抗日游行，而中国大陆的呢？日本外相说：“Whatever the reason for this violent and destructive behavior, we will not accept it.”（TIME, April 25, 2005），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话还被人家讲去了。

日本用了一次革命（明治维新）就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了，中国用了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建国）还是解决不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问题，从1949年以来至少有两次重大的社会实验，一次大跃进造成三千万人死亡，一次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失去信仰，请问，中国还需要死几亿人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与小农经济的均贫富思想结合祸害无穷？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因政府无度开发，耕地日渐减少，失地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赔偿，不满情绪自然萌生”。那么简单吗？1949年时中国只有300万产业工人。是不是那时的社会就和谐了？假如不征地又会如何？农村中最贫穷的恰恰是死守土地的农民！为什么煤矿工人明知生命有危险还不用脚投票呢？

英国有圈地运动，日本在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之间有浪人（日本还向南美大批移民呢），可见工业化必有阵痛。中国没有地方移民，也不可能发动战争（这也是中日差别：中国人靠内战，日本人靠侵略，撇开道德因素不谈，你说日本如何会怕中国），更不可能听任失地农民自生自灭。中国的问题既在于没有合理帮助承受阵痛者（包括城市的失业工人）的机制，富人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也在于改革三十多年后均贫富和盼望“青天”的小农思想与破产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思想大有市场。

一些人出于私利假借公权违法，最后演变为政府机关集体违法，可见大一统及“颜面”的封建流毒不清中国就没出路。

批一下

上面观点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相当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简直就是胡扯。

首先我认为这个国家应是一个整体，大家是一家，中间不应出现国与国的关系。

我国与发达国家交往，可能有时候会吃亏，但总的说来我们得到的大于付出的。

城市的发展的确使农民收入增加了，现在也不存在城市人剥削农村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最初的发展是靠剥削农民，城市人欠了农村很大一笔债，而发达国家不欠我们的（虽然曾经有过侵略，要讨回就只有考虑战争了）

我公司农民工今天还遇到执法人员到宿舍查暂住证，同事的评价是又来要钱了。这一年一办的证件必要性真没看出来，到增加了弱势人群的费用和务工成本。希望各地方都能实事求是一些就好了

zt一个人的毁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
一个这是一起平常不过的杀人案。嫌犯阿星，现年20岁，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2005年7月8日，在广东潮阳市一家织带厂打工的他，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一怒之下，阿星用刀砍死了主管。尔后，他逃亡到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都市报》记者，要求在记者的陪同下投案自首。（7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毫无疑问，等待阿星的将是法律的正义。阿星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望着自首时阿星那毫无惧色甚而带点微笑的面容，相信没有人不会为这位杀人嫌犯几年来力图走正道的艰难路程所震撼。
　　阿星的家乡温江村，便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深圳“砍手党”（又称“上映帮”）的“老家”。3000多人的小山村，多达上百人流窜于深圳等地，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
　　阿星曾是这三四十名正经打工者里的一个。可以说，从15岁到20岁，阿星始终在与一种叫作“宿命”的东西搏斗。从15岁开始，阿星便在“砍手党”团伙里烧饭，看着老乡砍人、抢钱，“饿时饿死，撑时撑死”，却始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从18岁开始，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而撑不住走上不归路，他进入工厂里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每月只有300块钱。即便觉得活得很窝囊，阿星也没有想到去偷、去抢。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8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见2005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来自小山村的深圳“砍手党”》 ）
　　
　　但是，最终阿星还是逃不过“宿命”的魔爪。仅仅半年过后，阿星便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阿星的“宿命”，其实也是那个叫作“温江村”的小山村的宿命。
　　
　　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到附近矿洞打矿。但这两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绝路”。
　　
　　虽然挖矿每个月可以赚到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一两千元。这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惨淡之路。村里对于打矿更多的是“恐怖的记忆”。各地煤矿频繁出事故，就是温江村打矿之路的最好注脚。村里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在外出打矿的几天后就死于塌方的矿洞，而私矿老板只给了800元的安葬费。而外出打工，却是又一条血汗之路。当地外出打工者，由于文化水平普遍底下，大多只能接受类似于阿星这样的工资待遇。在当地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从侧面反映了温江村人外出打工的艰难困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这个小山村至今仍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外出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轻易地走上“不归路”。
　　
　　但是，这真的就是温江村人的宿命吗？或者说，这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宿命所归吗？当然不是的。可以说，这是在一个国家崛起之路的大背景下，广大农村所作出的血泪代价，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做下的最不公平的待遇！
　　
　　众所周知，二十几年来，中国的GDP增幅年均高达9.4%。但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以其价格低廉而富有竞争力，甚至时常被控倾销。但每一件产品背后，几乎都沾满了中国劳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汗。中国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一代两代中国工人的血泪汗水乃至生命为代价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惠及的仅仅是位于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并没有从中得到与他们的付出相称的工资待遇，甚至连维持其基本生存都做不到。
　　
　　在全球化分工下，大多数的工厂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二十几年来，中国就是靠着简单加工和粗糙的制造业，以及依靠剥夺多数劳工应得的酬劳，一跃而成为在世界排名第六的经济体。但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保证国人的基本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保障国人的基本工作福利，维护国人的基本人权，捍卫国人的个人基本尊严，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如何能够持久，社会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小学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些人只有在临外出前，央求当地小学教师教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他的工资收入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呼吸，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阿星的毁灭，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的结果。几年来，阿星本着自己的理性，在没有任何外力保护下，一个人抵抗着罪恶的侵袭。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工资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资，他忍了；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忍了；4个月挣了2000多元工资却只给了他600元，他还是忍了。当他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如果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一番，伤害了他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也许他会就这么忍下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那前途暗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
　　
　　
　　但是，那位主管的骂声压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经，他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了对加诸他身上的种种不公的蔑视。同时也以卑微的生命对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经济理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注重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那么，今日的阿星，将是更多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将会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的心声！
2005年7月12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hyp/200501201021.asp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507110165.asp

在这些苦难的事实面前，那些冷血的“理性”是多么的可鄙！

那您说怎么办呢？提高税收？您准备交百分之几的个调税？您又准备征收多少税来解决这类问题？现在的三万亿税收分给每个国民还不到三千元。打击腐败分子和冷血动物？您知道几个人并能担保他们终身不犯罪并且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呢？简直可以说上百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您倒拿个几年内能解决的方案出来看看。就您看到这类消息很悲愤吗？

再多说几句，您读经济学应该知道效率与公平碍难兼顾，我们却不得不试图保持其平衡。

人穷往往志短，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穷人都是“好人”，请参见县域论坛网友的帖子。

如何扶贫，微观的可见上述网友的帖子，宏观的可见“发展经济学”中张炎夏先生的帖子。

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占整个国家人口三分之二的群体命运，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坦白讲，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农民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因为误解，产生的冲突，大家不妨看看社会新闻，最近的就是阿星杀人事件。

的确，经济学告诉我们是理性人，可面对那么多的悲剧，国家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口号喊了那么多年，还是踏踏实实的做点事吧

汪丁丁《社会正义》中“个人主义与社会立场”一章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与正义的关系，推荐给vagabond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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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有一篇文章,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社会知识》, 这个主题很重要。讲到现在, 关于社会公平的主要理论, 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主观判断的立场上的。阿罗在这里叫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是说, 我们只是在方法上坚持个人主义(否则没有办法做研究) 。但是, 尽管如此, 所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模型, 包括海萨尼的, 本质上都要求一种知识, 这种知识只能由社会提供, 叫“社会知识”。他在这篇文章里先把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想阐述了一遍, 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首先把方法论个人主义系统化开始, 到后面的如布坎南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后继者, 然后, 阿罗举了相当多的例子来表明他这个看法———每个经济学模型背后都有社会立场。比如我们看中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 看上去都是不偏不倚的, 但实际上都有隐含的信仰和立场。所以我常引用威廉·詹姆士(W illiam James) 的名言“the will to believe”, 有一种意志使他相信这个, 所以他才写这文章。

阿罗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博弈论, 他认为, 博弈论作为当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典范, 它不是一种理论, 而是一种语言, 它直接描述被叫做“社会知识”的那套知识, 所以他才说: 难怪, 博弈论的两位创始人都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 一个是数学家冯·诺依曼, 一个是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博弈论作为一种语言, 从个体理性选择出发, 它试图解释的是社会现象, 所以在这里, 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彻底地展开了它自己, 或者说走到了它的尽头。它要回归到社会。所以, 博弈论今天的研究全都是 社会理论, 已经超出了个体理性选择的范围。博弈论揭示出的“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涵义是什么呢?

阿罗告诉我们, 在逻辑可能的个体行为当中, 有哪些逻辑可能的个体选择或者行为是相容的。这就是数学的作用, 它只告诉我们什么是逻辑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 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可能的———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于是,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纳什的贡献, 纳什提出的二人讨价还价过程, 描述的是现实发生的过程。我们可以参考道格拉斯·盖尔(Douglas Gale) 的《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动态匹配和讨价还价博弈》: 先把现实发生的讨价还价过程描述之后, 再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那就是一个贡献, 因为它不仅仅是“逻辑可能的”, 而且是“现实可能”的了。阿罗也指出了盖尔(1986) 的贡献。但是, 对于盖尔的模型, 阿罗给出了一个评论, 那就是: 什么是价格? 价格从来不是客观的, 它们是主观想像的产物, 是统觉(perceive) 的。这个“价格”是张五常经常谈到的价格, 而不是我们在价格标签上看到的那种“价格”。它包括所有的交易费用, 是主观想像出来的。而这个“价格”的形成, 是谈判模型要解决的, 是预期行为的一种均衡, 不是对现实行为的均衡可能性的证明。比如, 在古诺模型中, 当厂商不知道对方的生产成本的时候, 会碰到什么样的竞争呢? 这就需要引入成本的概率分布, 一旦引入了这个分布, 这个竞争就由不完备信息博弈转换为信息完备而不完美的博弈。但是, 阿罗认定: 博弈论发展到今天, 无非是告诉我们, 纳什均衡不是行为之间的均衡, 而是理性行为的预期之间的均衡。那么, 什么是“预期”呢? 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呢? 这是一种知识, 预期就是知识传统, 一个人上过学, 知道了更多的生活方式, 于是对生活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 受了巴赫和贝多芬的熏陶, 听音乐的感觉就变化了。所以, 预期, 就是哈耶克的“知识传统”, 每一个博弈者都是根据他个人的知识传统建立他的“预期水平” ( expectation level)的, 然后, 他现在享有的生活水平进入他的“视野”, 构成了他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和“向往”。

所以, 阿罗的文章告诉我们, 是“预期”把我们带到“知识”问题面前。所以, 阿罗最后的结论是:知识必须以个人方式才能被理解, 但知识是以社会方式被提供出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哈耶克问题。

这样, 阿罗的演说的最后部分, 就提到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五十年来对于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批评, 即, 完备理性应当被代以“有限理性” ( bounded rationality) 。阿罗认为, 西蒙的“有限理性”和他的“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是相关的。这是关于“社会知识”的形成以及主体理性的涵义, 即, 每个人都是有界理性的。

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有些地方对暂住证问题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啊

这篇文章我浏览过，类似的观点对我而言更不陌生，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以为你占领了道德高地？因此可以居高临下教育我？我们学习的目的自然应该包含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一条，我们激辩过数次，我想你不至于认为我吃饱了才来关心包括三农在内的社会问题吧？而且你也不会认为不读书的人道德水平就必然低下吧？

我们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现实是中国约十三亿人中有多少人可以达到比如说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地步？换几种说法吧。一种是靠约四亿人（城镇人口）能不能解决八亿人的生活问题？或者说采取革命手段没收最富裕的20%国民的资产是不是足以使八亿人能够长久地保持上海市平均工资线的收入（其实也就每月约1500元）？我们在1949年革命之后解决了平均的问题（请注意平均不等于公平），见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社会实验，结果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据说死亡了三千万人（但总人口还是增加了六千万人）。之前我们有过辛亥革命。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一次明治维新。要再死几亿人才能使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不只是那四亿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其余八亿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建国初中国只有三百万产业工人，现在工商阶层约有三亿，这些人的相对富裕不是靠剥削农民得到的，而且这三亿人中也有改革开放的牺牲品（比如下岗工人和失业的学子）；政府确实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过政府不是神仙（其实怕的倒该是有的领导人自以为自己是天使），当你批评政府没做好这个那个的时候，起码你该谦虚地问问自己是不是会做得更好。

读书绝对不是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恰恰相反，读书使我们明白自己所知有限。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4647-1-1.html&page=1

抄自一个BT站

Let us not wallow in the valley of despair,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s.

And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要知道我的意见吗?

你治得了就治，治不了就下台，让那些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来治。

政权乃国家之公器，岂是一党之私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5 22:26:28编辑过]

废话，我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拿这个来当挡箭牌不管用。

你倒是拿套方案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套用你的话：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没有办法别自以为就你崇高。

顺便说一下，美国是无产阶级最不革命的地方，而且美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美国。

美国在工业化时的黑暗程度，嘿嘿，你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就该看到了（那位爵士可不是共产党员）。

马丁·路德·金可没鼓励革命（提醒阁下一下，他的结局也不好，如果阁下以革命先锋自诩的话）。

我认为vagabond说得有理较全面.

暂住证只是一个名称，如果大家觉得中国人在中国根本就不需要暂住，那改名叫“居住”又如何。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登记是必须的，至少在当前是这样。如果做工单位有上报员工名单的制度，出租房主有上报承租人的制度等等，并且能切实得到执行，那么取消暂住证也无所谓。从犯罪侦查角度来说，没有登记制度将增加无法想象的难度。我觉得大家有个误解，或许没看过暂住管理法规，城里人如果到农村打工，一样需要办暂住证。暂住证本身并不具有限制的功能，你们可听过有不给打工者办暂住的吗？

大家也许都来自农村，我也是来自农村，并在农村中工作，经常和农民打交道。我建议大家真正地为农民去做一二件实事看看，或许就知道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了。我一直思考农民的事情，逐页看了以上各帖，总觉得都是在理论上谈事情。如果说得不对，请勿介意。

还有，我赞成在农村普及教育，并由国家出资实行真正的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教育程度如果会构成就业压力，这不应是教育的罪过而是制度的缺陷。

和vagabond的辩论其实已经陷入了意气之争，这是我不大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回这个贴子主要原因。

为什么说是意气之争，因为如果论到了要辩论对方拿出一个施政纲领式的“解决办法”，不能不说vagabond已经脱离理性；或者这是你的一种“请君入瓮”的辩论策略？

在我看来就是个既毫无道理又无逻辑的要求。暂住证制度损害了入城打工的农民的利益这一点双方没有什么分歧，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利益”不仅包括获取经济收入机会上的损失，而且包括作为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宪法保护下公民的人格侮辱。在这种制度性的蔑视下，农民工“合法的”被削弱了同工同酬的劳动权利，被迫从劳动所得中支付一部分购买一张必须随身携带的卡片；在这种制度性的怀疑下，农民工理所当然的被视为潜在的罪犯、麻烦制造者、城市的负担、不该出现的人，每个入城打工者必须为别人的怀疑支付代价。抨击这种恶法便是要捍卫民工的正当权益，只有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签订的合约才是有效率的，而这一点常常为食洋不化的国内学者有意无意的忽视掉。

vagabond以自以为的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为保留这样的恶法进行辩护。这真是个可笑的逻辑。因为这无异在说，既然我们没有一统子彻底解决的办法，那么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办法。幼稚的人甚至以为这是十分现实的想法，其实却远远脱离了实际。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现实中没有哪种规则是尽善尽美的，也没有哪个人知道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规则，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否弃掉不合理的规则，并不断的试错创造出新的规则。波普提出科学的“证伪”原则，便是对那种妄图通过构建一种无可挑剔的理论或规则来改造世界的愚蠢想法最好否定。这是我在前几个贴子里希望vagabond读读关于“构建论唯理主义”和“进化论理性主义”书藉的原因，无论是妄图提出一个乌托邦来改造世界还是因为缺少乌托邦而维持现状都是构建论唯理主义所犯错误，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从来不认为美国的制度就是尽善尽美的，将我理解为盲目的崇美者说明你自以为是的精英情绪又在作怪了。但有一点，我是认同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只是人类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罢了，它不可能在每件事上表现完美，但通过制衡和妥协至少可以避免人们少犯不可饶恕的错误。马丁·路德·金正是在这个制度下发表演说的，因为他相信通过这个制度黑人的呼声可以得到表达，社会的正义可以得到伸张，通过这个制度受到歧视和压迫的奴隶的后代可以从政府那里兑现获取公正的支票。否则，他将是民权革命的新领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6 13:44:47编辑过]

不客气地说，是你在凭意气看问题，你的立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你冷静而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譬如“政权乃国家之公器”之类的话与我们的讨论有什么关系？你引进了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者，不仅使讨论复杂化，而且可能威胁到这个好不容易有点样子的论坛。

你的逻辑也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因此值得我们向往，不错，我同意，但你是否认为暂住证等制度也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呢？如果不是，那你应该论证之，这与辩论策略有什么关系？如果是，那么是你在搞双重标准，那是你的立场与能力问题。你在干什么呢？你在很可笑地表明你占据道德高地。那么你的品质和学风也成问题。

谁与农民刻意过不去？你所指的“一党”？那对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不能认识到“存在的便是合理的”这句话能广泛流传自有其道理？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再复述一遍。第一，“制衡和妥协”包不包括保护城市人口的合理权利？你要求的公平措施是不是会起到杀鸡取不了蛋的作用？不到三亿富裕或进入中产阶级的城市人口可能养活八亿多农村人口吗（遑论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就算让剩下的约三亿人自生自灭。第二，在取消暂住证后有人说“另外，他们向中央提建议，这就是原来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有一个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现在他们要求这个转移支付的钱应该返还给发达地区，用来救济这些外地到发达地区打工的民工。”你知道在民主制度下会发生什么吗？一定会多少减少发达地区承担的国税。那对农民更好吗？第三，农民不是桂冠，戴上了就应该得到救助和尊重。农民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内部也有贫富差别，富裕起来的也一样有推进社会公平的义务。农民更不是道德楷模，的确有许多打工的人受到城市繁华的诱惑、均贫富和你这类毫无理论依据及实施可能性的思想的蛊惑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妄图提出一个乌托邦”是谁呢？你什么时候能认识到革命不是出路？你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城里人并不是靠剥削富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建国时产业工人只有三百万。也就是说现在三到四亿城市人口大多是第一或第二代居民。他们与农村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切断。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是北京人到上海居住一段时间也是要办证的，作为城市人口申报户口也是要支付费用的。

兄弟，就业压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与制度毫无关系。

建国初有个高中文凭的小革命就可以在部队得到重用了。

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知青没几个后来又遇到下岗问题。

现在呢？本科生在上海很难找到工作，月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在2000元。

自己不想解决当然就很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