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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23 11:52:42编辑过]
我试图把以前的帖子整理一下，放到这里，因为大家对“天下一家”无暇顾及了。
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经告诫人们"在65岁以前去关注方法论问题是愚蠢的"。但是布坎南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注意研究方法论问题可能不会为你解决任何问题，但是至少会使你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
斯蒂格勒的意思是说，我们基本功都不扎实，高深的武功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囫囵吞枣也是要出问题的。
布坎南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一定程度的通晓功夫心法之类的东西，是要走弯路的。
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尚且如此，我等凡人也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了。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回答：“经济学是什么”是最简单又最难回答的问题了。一般而言，什么样的回答，就决定了研究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重要的。当罗宾斯在1932年出版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给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是一门研究选择的科学。”的时候，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就成了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当然了，在马克思哪里，经济学有他的定义，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不同“是”的取向，必然使马经与西经的问题存在差别，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这两种范式是不可通约的。
不可否认，这两种范式的相互影响，但具体的差异体现在哪里呢？
我本人认为，除了价值取向外，二者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影响了各自的问题的走向。在研读马经的时候，如果你对唯物辩证法不熟悉，是很难得心应手的。唯物辩证法对物质决定意义的追问，就决定了它对经济基础的情有独钟。这种种爱必然在内心的平等等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谁剥削谁的问题，最终走向对现有上层建筑的反叛。马经似乎永远是马哲的实例。如果我们承认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的话，我更倾向与马经是一种具体的哲学，而不是一种科学。
西经则有些不同，它总是在努力使社会学成为科学。他们注重逻辑和数学，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在模型意义上的学科，似乎离科学较近，哲学较远。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楼主的问题了。共同发展更像是个哲学问题，而效率更像一个科学问题。
如果要问二者的优劣，我只能说这是范式的不同而已。
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科学，马经就应该走近科学些；如果社会学还存有更多的哲学问题，西经就应该走近哲学些。
如果马经与西经者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他们会有相同还是不同的解决办法呢？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辨正唯物主义哲学是马经的元方法的话，马经里确实有很多观点是没有彻底贯彻唯物辨正法的。”
如果我们能这样看，我们就不仅是在马经的体系内，而是站在体系外边的高度考虑问题了。在体系内，我们总会有一种入而不能出的感觉，在矛盾处我们总能通过概念和概念间关系的界定而绝处逢生，这可能就是体系的价值吧。因为体系的幻象，马经的人总喜欢宏大的体系，这就不足为怪了。
如何走出这个圈圈呢？如果我们这样问：辨正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吗？这样一问，我们就比前面更进一步远离体系了。
远离不是疏远。如果说马经与西经对于经济问题的共同的理解的话就是发展问题。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
如果说有差异的话，西经首先关注的是自由和自由的限度问题；马经首先关注的是平等和如何平等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致可以这样理解。
当资产阶级冲破封建的牢笼，自由的渴望是他们的原动力，而自由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条件的：你的自由不能限制他的自由。对于崇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们，自由就成了关键问题，如何减少负的外部性就是西经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帕类托就是他们理想追求的状态。
当马克思等先哲认识到资产阶级说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谎言的时候，对私有财产的怀疑就成了焦点。既然私有财产的不均衡，不同人群受益的巨大差异，平等，如何平等就成了马经关注的关键问题。
当社会主义实践者和资产阶级的实践者都认识到人类的发展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自由和平等似乎就让位于发展了，效率就成了重要问题。当然了自由、平等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以对经济这样一个设想：
无论何时，一个s型经济系统，处于环境e中，具有一个目标g，行为b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它引起（或倾向）目标g。这里g是一个宏观的目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行为b的发生是s型经济系统产生目标的充分条件，但确不是必要条件。这就意味着还可能存在行为a、c。。。行为，也会引起目标g。究竟是哪个这可能就是历史的选择问题了。现在西经的演化经济学意在于此。在这里我们似乎能引申出“白猫和黑猫”的故事来。
那么这个g怎么认识到呢？这在西经里面可是个难题，也就是“囚徒困境”。马克思等先哲可能更早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们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他们的解决问题方式在实践中似乎都存在问题。
马经更多的是top－down方式的，西经则是bottom－up方式的，当然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传统中的马经中的个体是依附于整体而存在的，个体只是整体的附属，是依附整体信息行动而存在的。现在系统科学表明：个体是相对独立的，依据有限信息行动的存在。这就是很有趣了，整体信息如何充分的贯彻到个体，或是相反。
当我们超越姓社、姓资的问题后。科学又回归到了中性。
当我们共同面临一个地球，面临一个共同的市场的时候，经济学还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分马经与西经，亦或是流派的区别而已。
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资本主义冲破封建的牢笼用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主义冲破旧有的半封建的牢笼是用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亦或是初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在一个起点上了？如果是这样，传统的西经与马经似乎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后现代的西经是空的，马经也是如此。如果用科技历史来比喻，他们已经是西史与马史了。我们不是否定知识的历史，而是说知识永远是新的。
如果我们还在传统的历史中徘徊，我们就已经落伍了。马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当我们试图独立思考的时候，马经进步了。
出路在哪里呢？我曾经说过后现代的马经是复杂系统经济学。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有一个成功的理论，就是钱学森大力提倡的系统科学方法。这个方法现在还在发展着。它突破了传统学科狭隘的界限，主张跨学科研究。唯物辩证法与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系统科学就具体了很多。
当两种经济学在面对同一市场的时候，对话是必然的选择。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话语。
当黑格尔试图建立它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时候，他必须面对康德对形而上学“二律背反”的挑战，最终他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命题“一切规定都是一种否定”的时候。辨正法就成了最好的批判工具。它无往而不胜。
当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纳入它那把黑格尔颠倒的辨正体系中来的时候，唯物辩证法就有了一种“强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深刻的影响了唯物辨正法的实践者们。无论是原先的苏联还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集权、计划经济似乎是其应有之物。与其说各国的历史影响了他们必然的政治、经济走向的话，可能更不如说辨正唯物主义使然，亦或是一种强化。在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下，共产主义成为必然。这似乎把其放在了上帝同等的位置。唯物辩证法宗教化了。
如果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教条。其实不是后人错误的理解了唯物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法本身就存在这样教条的趋向。
当马克思讥讽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加以改造的辩证法是不是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呢？
如果要在上帝与唯物辩证法中间选择的话，我更愿意选择后者。道理很简单前者没有拯救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历史，而后者做到了。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对马经有更清醒的认识，马经的发展才会楼主所言“升华”。
马经里没有市场？如果没有市场的精致分析，马经是得不出资本主义要灭亡的趋势的。如果有，那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精致的分析。如果真的是精致的分析，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问题？即使没出现大的问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马经为什么有时候显得有些乏力呢？
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有个粗略的思考呢？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倒转，而且取得的成功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对私有与公有的态度。从这种态度中，马克思是否真的贯彻了辩证法呢？
或许是我们对市场本质太了解了，就像武林高手一出手就知道知道招数的破绽，怕被人家识破，而变得缩手缩脚呢？还是人家都是疯子，自己是正常人，为了“正常生活”，自己也干脆变成疯子呢？毕竟不是疯子，装还是有些不像，不象真疯那么潇洒。
如果马经预言是真的，我们在作的是不是“饮鸩止渴”“养虎为患”的事情？
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但对于实践来说，这又是必须的，为什么呢？
其实马经的设想对于我们现实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物发展的是由主要矛盾来决定的。中国自从摆脱100多年的屈辱历史后，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问题。没有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现在觉得没什么，其实我们认识的很艰难。
马经不是不关注发展问题，而是在他的设想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平等的问题。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对的，过度的平等本身就使经济基础的薄弱暴露出来，平等有了，自由的动力不足了，发展缺少了动力。加之外边都是疯子，这就更难了。
而西经首要的是关注自由的问题，效率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而发展天然的与效率相关。要解决发展的问题，只能是走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如果马克思在马经中分析的正确，我们就是无奈的选择了。不过从更高的层次唯物辩证法来说，我们是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或许这就是中国的实情和中国特殊的源初原因。
那么面临这种选择，其实我们面临更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这就是楼主的志向吧。
我们不谈政治，仅有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如果马克思说的是正确的，我们这种选择必然面临一个我们曾经消灭了的阶级或阶层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阶层不是消失了，而是扩大了。作为结果，阶层之间的张力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了。
对于经济，传统的马经似乎是历史的了，现代的马经需要登场了。
如果要创中国经济学新思想，我们粗浅的论述似乎还只局限于思想的澄清，或是中国经济学新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上，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谓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特征是什么呢？中国经济与欧美有什么区别呢？中国的问题是独有的问题，还是全世界共有的问题，二者什么关系呢？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呢？经济方法存在通用的吗，还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方法？如果不是通用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在广泛的西经和西方的经济贸易的核算体系下，我们可以有独道的计量方法吗？等等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新思想的关键。
什么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特征是什么？
这首先是个历史范畴。经济也是一个历史，其发展变化不免有是一种历史的沿袭的影子。了解中国经济就需要从中国的历史开始，尤其是近几百年的中国经济历史。虽然在这过程中有的地方有些断裂，但总体是连续的。这种连续性对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这种因素不可忽略，值得深入研究。
如果你要是怀疑我的说法的时候，你不妨比比今天的经济格局和过去几百年的经济格局看看有什么变化和什么不变的就清楚了。举个例子，我们历史上的浙商和现在的浙商，这种历史渊源，你就不难理解了。
当我们试图解放思想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就回到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政策比较一下清朝、甚至更远一点的，除了借鉴国外的东西，你还会发现很多中国本土的特色。这些你坚决不能忽略，往往是这种情况：我们借用了国外的皮，用的是中国的方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厨房，也有了刀和叉子，但我们还是更多的使用筷子一样。
中国有句古话：“一好遮百丑，一坏挡万俊”。如果你要是懂这句话，你就不难理解，我们政策中的一刀切的含义了。更进一步，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讲究集权的特征了。
如果马克思当初为我们中国人考虑道这些，我想我们一定不会走那么多弯路。这些毛主席、邓小平、****、***等中国的改革者看清了，这叫中国特色。
如果真的是这样，马经本质上的集中模式某种程度还是适应中国的民族特点的，只是我们做过了头。当我们试图按照“倒过来”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同样遇到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似乎应该中庸一些。
讲究中庸的国人，其实骨子里面是奔向两极的，要么封闭，要么完全的开放。
如上还有很多，这些都有意无意的影响着国人对于经济决策的神经，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人的一大特征吧。
如果我们用经济的个体主义分析方式的时候加入这些因素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判断增加些信心。
如果我们用经济的整体最分析方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国人虚无飘渺的信心，数是虚的，大家都好，乡愿。
如果谁真的有那么一天搞懂了中国的经济历史，我想就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我想比斯诺还有特色。
中国经济的特色就在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里。
这里我只考虑中国自己的历史，如果把国外的与中国颇有影响的国家加入进来，就更有太多的有趣问题了。
新制度经济学有个名词叫“路径依赖”，马经有个历史辨正法，通过这种考察，你会发现，我们对马经理解的是多么的狭隘。我们在追求宏大的叙述的时候，的确把差异放置的太久了。
可能有人会不屑一顾，但这确实有只得探讨的地方。
直观上的马经就是马克思等人提出来的，西经同理。那么我们要问：马经与西经研究的是同一经济对象？如果是，为什么得出不同的结论呢？如果经济学是科学、客观的，而且研究对象又相同，如果逻辑是严密的、数学是科学的，所谓不同的阶层视角就会得出不同得结论吗？亦或是这不同的结论可以通约还是完全的不同？马经客观呢，还是西经？
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似乎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西经与马经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虽然客观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或根本就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逻辑和数学是中性的，没有阶级的成分，那么马经的数学化或是精确化又何必基于马经的基本内核呢？数学和逻辑不是西经的专利。正确的说法似乎是马经的全面数学化。数学仅仅是个形式而已，我们是否认识到有马经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西经能解决呢？如果是真的，这种吸收就不是数学化的原因了。
如果西经与马经研究的对象不同，马经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它离我们的生活实践又是多远呢？如果很远，我更愿意相信楼主说研究的是经院意义上的马经，或是马经哲学。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西方的经济环境中。马克思说：“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
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为了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更愿意研究对象是一致的。
我们要反问一句，西经能借鉴马经吗？借鉴的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或经济－政治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发展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比人家落后，发展急需的。
一个是我们采取的发展方式说衍生出来的问题。在承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如何保证无产阶层和同盟农民阶层的利益，而又保障或刺激新的阶层的利益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张力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从现代国家的视角，问题似乎是共通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我们没有丧失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国家间的竞争依然是经济的重要问题。
这就是中国经济或政治－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三农问题。
没法跟新兴的资产阶层相比，就是跟工人想比，广大的农民也是要凄惨的很多，无论在生产、生活、医疗、卫生、养老等诸多方面。这是为什么？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
等等，这些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特征之一。
从历史来看，马经与西经的论战此消彼涨。无论是马经还是西经似乎都吸收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西方罗斯福时期的经济政策似乎就有马经的影子。社会主义似乎在市场上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西经中，本来就有经济方法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各有不同的支持者。方法就是方法，我们似乎不能说马经是宏观的西经就是微观的。马经也不拒斥微观分析，西经也不全是微观分析。这种区别不是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只不过一个多点，一个少点罢了。这个邓小平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什么是经济危机呢？危机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呢？尤其是后者，恐怕经济学家都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是不可能不发生经济危机，而是我们远远没达到危机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仅仅是我们宏观调控的结果，而是我们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计划经济。更进一步说，我们没有真正意义参与到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虽然我们在开放。
马经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句话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有周期呢？只能说我们延缓了经济周期，而不是消灭了经济周期。
经济学是与人相关的，与人的本性相关的，经济学不能忽略人的本性而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考虑，马经中考虑了怎样的人的经济本性呢？
对于资产阶级，马克思分析的入木三分，它经典的话语依然环绕在我们耳旁。
对于无产阶级，马克思怎样分析的呢？是一种人本性的崇高？
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我们是分的很清楚的。这种圈定是否就意味者无产阶级中的部分人群不能变化到资产阶级中呢？反之依然呢？是不是可以说广大无产者中可能有部分转化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呢？反之亦然呢？
如果是这样，在马经中这种人本性的区别是有矛盾呢？还是人本性有种更基本的东西，抑或是所有权惹的祸？
经济学是与人相关的，与人的本性相关的，经济学不能忽略人的本性而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考虑，马经中考虑了怎样的人的经济本性呢？
对于资产阶级，马克思分析的入木三分，它经典的话语依然环绕在我们耳旁。
对于无产阶级，马克思怎样分析的呢？是一种人本性的崇高？
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我们是分的很清楚的。这种圈定是否就意味者无产阶级中的部分人群不能变化到资产阶级中呢？反之依然呢？是不是可以说广大无产者中可能有部分转化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呢？反之亦然呢？
如果是这样，在马经中这种人本性的区别是有矛盾呢？还是人本性有种更基本的东西，抑或是所有权惹的祸？
你说的本性是什么？是动物性？还是社会性？
是人的社会性才是作为人的根本属性，还是动物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
人的社会性和人的作为动物的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但凡遇到人的问题，研究者都是在探求和超越自己。与动物比，我们有了动物性，多了人性；与人比，我们有了社会性，多了个体性；与富人比，我们有了被剥削性，多了剥削性。。。当人与外部发生作用的时候，居然产生了这么多的性质。这些性质影响了我们的选择，但当我们充分认识到的时候，他的发应更强大。我们似乎对人有一种挖掘不完的恐惧，人永远是新的。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的复杂和不确定。
当我们试图跨国这个无限的探索，而诉诸于人的物质基础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颤动的神经影响了我们的选择。人性在于神经的颤动？
马经也在探索这个问题，西经也是。似乎是在没有解开这个问题之前，关于人的理论似乎永远是一种限定的假设。
我们不妨用神经网络来做个比喻。在一切节点的可能关联中，我们通过历史的学习，适应了现在，也可能预示着将来。
马斯洛的七层需要模型似乎为我们开启了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钥匙。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人白天都是君子，晚上就不好说了”，这不也很深刻？
不过还是很难区分，所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说西经与马经，不是说西经是西方的，马经是马方的，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们有着共同思想文化基础，只不过是哲学世界观有区别罢了。
当亚里士多德说部分大于整体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还有阶级性？这个一定就留给马经，而不是西经？系统是大家的，只不过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系统罢了。
只不过马克思考在思考政治经济的时候与西经不同的是，他更多的是追求了物的方面，通过物的方面来开展人的方面罢了。请不要小瞧这个变化，用现在西经的观点：马经的这种方式是把人性某种程度看成是内生的了，而不是向西经把人性外生化。这是马经不同于西经的地方，至少在目前为止。
而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在于，马经把人的阶级性客观化了，而不像西经那样，仅仅是个假定而已。作为一种战斗的经济学，马经的力量在这里就显得不言而喻了。
而这种方式，马经直接的后果就是，或许后人误以为，经济就像机器一样，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应有之物了。如果马克思永远是对的，就是我们后人理解错了。如果真是这样，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马克思：我们把内生的人性只看成了阶级性，或是忽略了人性。
如果我们用个最粗浅的说法，就会明白了。马经是：我们先安排了经济，看人在其中怎样运作；西经是：我们先假定了人性，看怎样安排经济。当然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物质的巨大作用的时候，还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开个玩笑话：西方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灭亡，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最终胜利？归其一个原因：马克思告诉了工人阶级他们被剥削的本质和前进的道理，没有把保密工作做好，让资本阶级给听了去，而且很快接受了。在没被消灭的国家，资本阶级知道自己的命运，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与工人阶级某种程度的妥协了；在已经被推翻的国家实行了颠覆。而工人阶级明显的不适应，也适度的妥协了。出现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应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作，可是马克思没说完他就走了。现在造成我们大家都很痛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23 17:27: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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