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冒雨去听了法学院组织的讲座《中国物权法的历史价值》，主讲人武汉大学兼广西大学教授孟勤国先生。去听的动机幼儿，一是物权法这部引起巨大争论的法律值得我们去关注，二则是最近潜心严读新制度经济学，对法律和经济学的这一交叉点——产权和合约理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听听法学家眼中的产权究竟为何。 今天冒雨去听了法学院组织的讲座《中国物权法的历史价值》，主讲人武汉大学间广西大学教授孟勤国先生。去听的动机幼儿，一是物权法这部引起巨大争论的法律值得我们去关注，二则是最近潜心严读新制度经济学，对法律和经济学的这一交叉点——产权和合约理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听听法学家眼中的产权究竟为何。
其实讲座中孟教授作为法学家，大部分是从法学角度在讲物权法的。他认为，物权法的历史价值有二，一则其为面向现代的物权法，在立法中没有单纯抄袭台湾地区的物权法，有时面向中国国情的物权法。二则物权法是面向宪法的。关于物权法所引起的巨大争论他没有多讲，但正如物权法最后是一个折中的产物来看，孟教授的观点也是折中的。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离不开物权法，离不开对产权的保护（没有明显产权，就没有经济效率可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有制是保护弱势者的完美制度”，我国的宪法所定的公有制原则不容改变。这就是我们在物权法第三条中对宪法的一个重复表述“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这还体现在物权法在很多条款的模糊化表述，都是左右两派激烈争锋后者中的产物。相对于巩献田的极左和贺卫方的极右，孟教授是个别不折不扣的“折中派”了，虽然他戏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也极端蔑视贺卫方之流“毫无骨气的右派”。提问中关于他1999年发表的一篇内参文章《论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失误》，我向他请教如何从法学角度看待我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他称郎咸平在2004年“朗旋风”之时的论点几乎全盘抄袭了他的观点。法学关注社会公正，而经济学关注社会经济效率，难道不是泾渭分明的吗？
谈谈我自己对物权法的认识，我也是一个折中派吧。虽然在长期我们追求着一个公正平等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但在当下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物权法。其实，这中产权的观念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短期(in the short run)与长期(in the long run)的问题。但凯恩斯又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苦恼的我们究竟应该着眼于长期还是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