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博士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1]，对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群体作出批评。其采访内容后来以《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或《丁学良批评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为题，在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广泛转载，引起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丁教授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相比之下，“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得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

丁教授的第二点批评是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平太差，“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在一篇后续采访中，丁教授向《南方周末》进一步解释了他对国内经济学者水平作鉴定的硬指标：“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 [2]

丁教授言论发表后，尽管有极个别人站出来坚称他自己就是经济学家，也有人辩解说年收入不足十万的经济学教授还大有人在，还有人指出经济学家为经济改革作出过贡献，但并没有谁正面回答丁教授提出的上述两点基本质疑，即经济学家是不是在为金钱和利益团体说话，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是否达到国际通行标准。面对质疑，国内大多数经济学者选择了沉默。有人评论道：“这一片沉寂并非正常。在沉寂之中，似乎隐藏着大多数经济学家内心的苦涩。”我赞成这个猜测，但假如不用较大的篇幅，对国外经济学家市场的背景作较详细的介绍，就难以对丁教授提出的问题作出切实的回答。

一、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首先，我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有许多经济学者，尤其是不少“著名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地为个别或若干利益集团说话；再不然，就是自诩为为民请命者，在为所谓的劳苦大众说话。他们在我眼里是一样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他们自己赢得利益。

我不赞成的，是丁教授字里行间把“为利益集团说话”和“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两者等同起来，给人以“越是为利益集团说话就越容易损害大众利益”的印象。而我深信，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我相信的是：人们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某项政策的出发点是一回事，它造成的后果是另一回事；打着为民请命旗号的人，实际上可能在推销出于一己考虑的政策建议，而大胆说出一些得罪人的看法的人，倒可能是一腔热血的真诚学者。他们有些是从中渔利了，有些则没有；但他们的政策主张，与他们是否渔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待社会问题，如果缺乏这点世故，就只能用“幼稚”来形容。

经济学者要向公众取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为消费者代言，抱怨机场的咖啡太贵；可以为中产阶级代言，抱怨房地产商制造了泡沫；可以为打工者代言，大谈最低工资法的好处；可以为家长代言，呼吁实行学杂费全免的教育；也可以为国家利益代言，渲染欧美的知识产权法怎么扼杀了中国的企业。采用这些招数来“取宠”的人，都有意掩盖了其主张的真正代价。我这里不打算逐一剖析这些“取宠”的主张，而只是要说明：甄别经济学家的品质，不能简单地看他们是不是在“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招也太廉价了。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

市场是由无数分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分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共同形成了他们每个人事前都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单一的目标和单一的力量，对改善整体的经济没有帮助。

有人问，人类都已经能让卫星上天了，为什么还不能消灭贫困？这是因为消灭贫困比送卫星上天更困难！卫星上天是个“单目标”工程，只要不惜代价，还是比较容易办到；解决社会的贫困和其它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工程，没有良好的协调机制，哪怕有强烈的愿望、高尚的情操和军队式的管理，也不可能办到。

正因为这样，经济学从两百年前斯密（A. Smith）开始，就强调对“看不见的手”的研究。贫困之所以顽固地存在，不是因为资源不够，不是因为扶贫的愿望不够强烈，不是因为经济学者的道德情操不够高，而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协调。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这便回应了丁学良教授的第一点批评：要看经济学家建议的政策的实施后果，而不看这些经济学家的个人品德或他们从中得到的收入。有些经济学家品德高尚，给出政策建议后分文不收，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很糟糕的，我们于是反对他们的主张；相反，有些经济学家可能到处走穴，赚了不少演讲费，他们个人的品质可能并不高尚，为人处事可能也并不光明磊落，但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可能推动了改革，无形中造福了很多人，我们就仍要赞成他的主张。

二、西方经济学的困难

我也赞同丁教授的观察和判断，即若以经济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其在国际上的受认同程度为标准，国内经济学家的专业水准，离国际专业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隔绝层上：一、语言隔绝，英文无论听说读写都捉襟见肘；二、研究气氛隔绝，不仅缺乏可靠的数据体系，还缺乏学术思想交流的机会，一年下来没几次好的学术讨论机会；而美国的研究院，每个礼拜都有好几场，而且往往好戏连场；三、文献和课题隔绝，国内学生和学者调阅文献非常困难，往往不仅不知道国际学术界过去干过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相比之下，在美国要调阅一篇过去80年内发表过的论文，往往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比到衣橱里拿件隔季的衣服快。

丁教授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学者的国际水平的办法，那些都是硬指标，很难有错。不是吗？一方面，水平达不到的人根本不会去试，既不会去拿自己的稿子投到国外，也不会贸然申请某所国外大学的教职。另一方面，有希望能做到丁教授提出的硬指标的人，他们已经去做了。他们考取了英美的研究生项目，在那里就读、在那里毕业、在那里求职。这样的人一年就至少有好几百人，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跳出了丁教授作判断的范围。

既然这样，为了使讨论变得更有意义，让人们在决定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前，了解更多可能的选择，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硬指标的对比上，也不能仅仅追求向这些硬指标的靠拢，而是应该问：国外的经济学家市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搞什么？我们究竟要向他们靠拢，还是要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

我的观点是，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成果和培养出来的从业人员，包括我们常说的“海龟”。首先我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麦科洛斯基（D. McCloskey）对经济学近三年来的发展，尤其是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