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以下简称“5个论”）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这之前，虽然也拥有一系列令人艳羡的履历和头衔，如哈佛大学博士、思想大师丹尼斯·贝尔（此人曾于1980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称……但在国内，能说出丁学良是何方神圣的人可能不多。近日，本报特邀“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文作者曲力秋对丁学良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是继10月26日“5个论”发表后，丁学良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不超过5个”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说法

　 曲力秋（以下简称曲）：有人将您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句话称为是2005年最为经典的语句之一，您本人也被《时代人物周报》评为“2005年十大敢讲真话者”。您怎样看您的这一观点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丁学良（以下简称丁）：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学术界、媒体甚至包括最广大的公众都看到了这些年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这个学科应有面貌的现象。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27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都以经济学家和经济科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到无法忍受，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曲：您的“5个论”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有根据？如果有根据，这个根据是什么？

　 丁：这个说法绝不是信口开河，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至于我所说的合格与不合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我想，虽然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要困难很多，但在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的发展还是比较规范的。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说法。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是华人中做计量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学者，曾经很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大学经济学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所以，只要是对西方经济学比较了解、同时又对国内经济学界也基本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个话题在我们这些海外学者中已经议论了很多年了。

　 曲：媒体和公众猜测最多的是，这五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要是把这五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的话，极容易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我是因为和这些人有个人恩怨才出来说这句话的，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讲的是学科的发展和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

　 曲：那么，在您的内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都是谁？

　 丁：那当然。不光是我，如果你把那些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在海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睛蒙上，然后，让他们各自写出这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名字，我想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个标准是相当客观的，当然，是4个、5个还是6个并不会像数学上那么精确。

　 “我虽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还是相当了解的”

　 曲：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您是一名社会学家，并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您觉得您有能力评价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水平吗？

　 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这些年来，我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非常重视，在大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系在国际上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系，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领域里面的学术规范、学术准则和学术评比。特别是我在海外的朋友和同学中，一半以上都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和他们的友谊和交往将近20年了，在私下里我们经常议论这些事。所以，坦率地说，虽然我本人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但我对经济学的基本评价标准、国际上哪些大学的经济学系大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等，还是相当了解的。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收集的信息，得到的资料都不是外行给我提供的，而是这些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供给我的。

　 曲：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的现状，很多人都有与您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别人不说，您却要说？

　 丁：人嘛都是这样的，想得罪人的毕竟是少数，我也不想得罪人。虽然讲这番话的用心是好的，但往往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可是看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趋炎附势的风气确实很着急。这些年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训练方式和经济学系的发展方面其实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过去27年里送出去的最优秀的留学生帮忙，靠着国际上一些更资深的经济学家的帮助，虽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有的经济学系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改革试点，但总的来讲，有着清楚的目标也就是瞄准国际上经济学发展科学的大趋势并要缩短中国和它们质和量上差别的经济学系和经济学院还是太少了。而有着这样清楚的目标并把这种目标变成一个很系统的改革方案的人就更少了，这实在让人着急。中国的经济学有这么好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么时间越长，以后纠偏和走向正轨、走向主流的成本以及代价就越大，并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本身都有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出来讲这个话。我希望公众能理解我讲这番话与个人恩怨并没有关系。 你认为呢?究竟是哪五个入了丁先生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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