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版块发比较合适。

这不是个经济学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去看看宪法吧，我觉得它讲解的非常详细；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就理解为中国文字丰富＋理论屈服于现实吧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如二楼所言，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予置评。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或可以这么理解;

中国的改革，或者说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过程，是在未来紧迫挑战和远古路径依赖之间的夹缝中进行的。中国改革的这一特点，既决定了其千古少有的难度，答案同时也孕育其中。出路何在？与古为新；前景如何？旧邦新命。（《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曾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简化为“旧邦新命”，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中国社会的当代现状。）

何谓与古为新？从微观上，它揭示出了改革的两个最基本原动力；从宏观上，它则揭示出了改革的双向性质。所谓改革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动力，就是对于效率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双重目标的理性追求。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决定了我们一定要采取“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对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追求，则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创新出与历史传统有传承与契合关系的制度安排。所谓改革的双向性，就是同一制度变迁路径上并存的方向相反的两种制度创新过程。一个，就是“由果溯因”，我们应当对原有的制度环境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这是一个“逆向制度修正”的过程；再一个，则是远古历史车轮的时代回响，是我们的传统必然会在所谓现代制度上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这是一个“顺向制度演进”的过程。需要着重强调，同时进行的这样两个过程都具有创新的性质。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并做出区分，我们认为前一过程事实上是现代社会制度平台的建构和现代精神理念的启蒙，其意义不证自明且影响深远；后一过程则是在文化多元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进行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其必然的结果，是在相互融合中创新出异质性的制度系统，同时在经济绩效诉求方面获得“适应性效率”。

对于一个正处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后发转轨国家而言，当旧有的制度环境难以容纳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时，就需要根据这种新制度安排的需求对原有的制度环境进行变革；当新的制度安排要在带有显著路径依赖性的制度环境中生存时，根据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演绎出与之契合的新制度形式，是交易成本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