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纪念拉丰的同时，不得不反思中国经济学的改革进程。从90年代初，主流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几年。尽管这十几年的经济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前进的步伐仍然太慢，实在无法令人满意。中国至今仍然未能建立起一个在亚洲知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更不用说站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由主流派控制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权威经济学会，也未能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国内的经济学期刊除了少数几份真正采用国际通用的匿名审稿制外（如《经济学季刊》），大部分仍然沿用陈旧的审稿方法，充斥着大量的低水平关系稿，有的杂志甚至沦落为“廉价垃圾收购站”（如社科院某某所的某个所谓的权威期刊），由此滋生的学术腐败在经济学界迅速蔓延。

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令人痛心。在许多中国最好大学的经济学院，仍然充斥着陈腐不堪，错误百出的教科书，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教学体系依然被排斥在课堂之外，甚至经常听到“主流经济学无用论”这种陈腔滥调。最为可怜的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这些曾经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学生在经历四年甚至更多年的陈腐知识的浸泡后，变得腹中空空，眼高手低，除了磨练出一张能吹会侃的嘴皮子，再也没其他的才能。这些经济学院真正沦为“聚天下英才而毁之”的场所。

对比法国经济学改革的历程和取得的进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中国经济学这种现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缺乏一个像拉丰那样的杰出领导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至今依然是三分天下，诸侯割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能够一统天下，形成合力，共同对付盘踞中国经济学界几十年之久的保守势力，因而仍然无法摆脱保守势力的控制。

落后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落后的经济学教育水平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滞后和经济体制的扭曲。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金融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垄断行业的规制等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上述问题，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旧的体制过于顽固，改革的成本太大，或者政治体制的制约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没有哪个政府官员不希望进行改革，因为成功的改革能够为他们带来政绩。但是官员们本身不可能懂得经济学，决定经济政策的最终力量是官员们幕后的咨询决策专家。因而从根本上说，影响政府决策的专家学者的经济学功底和学术水平决定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然而许多专家学者本身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是一知半解，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更不用说设计科学的解决方案，因而往往开出错误的药方。所以从目前大量经济政策的低级失误来看，这类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实在令人怀疑。但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无法控制学术界，因而主流经济学家也无法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个别学者的批评和呼吁不可能影响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由于主流经济学无法控制学术界，导致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和形而上的价值观无法在学术界推广，取而代之的是浮躁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伪科学的方法论在学术界蔓延和扩散。在大量的诱惑面前，年轻的学者们再也不愿意忍受寂寞，在象牙塔里坐冷板凳，潜心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他们往往拿着一本教科书（可能还是粗制滥造的翻译本）生吞活剥一番，就拿着它去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指点江山，豪情满怀（我作为几个经济学期刊的审稿人实在是看够了这类文字）。或者干脆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充当起专家的角色。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悲哀，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悲哀。

曾经有不少人问起，中国的经济学家何时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的回答是，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势头，至少需要50年。因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另一个问题里：中国何时能出一个像拉丰这样的杰出经济学家？

今天，2004年5月5日，在远方的图卢兹，当地政府正在为这位法兰西民族的优秀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在马赛曲的音乐声中，一个伟大的灵魂将伴着他的誓言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是一个传道者，传播经济学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