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大师刘国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R>黄焕金<BR>刘国光是经济学界的大师。他一贯给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并且最反对“市场化”这个词（虽然他并不反对“现代化”这个词）。那么，我们应该来想想，刘国光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包含什么意思？到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合乎逻辑地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翻阅刘国光的语录，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所指的就是“公有制之下的市场经济”，如果脱离了公有制前提，那么市场经济就必定不再是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了，就是应该大力批判的东西。而公有制又是什么呢？它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国有制。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国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国有制呢？就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与主导的经济体制，它可以容许一部分民间经济（私有经济）存在，但它们的存在以不构成对国有经济的竞争，不对国有经济产生削弱为前提，否则，就不算是国有制，由此所产生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应该被禁止的经济行为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兼容而不是矛盾与冲突的。市场经济是什么东西？市场经济就是物的权利人之间的物的交换。什么是物的权利人及其物的交换？就是说，一件物品的所有权是某人的，只有这样，此人才有法定的资格出售这件物品。如果一件物品不是某人的，但某人将其卖了，那么这就是非法的，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那么，国有制的市场经济如何面对这个基本准则？国有制下的资产的权利人到底是谁？是“全民”的，但由于“全民”是个空洞的概念，所以由政府代替“全民”管理。那么，作为管理者，政府有权出卖国有资产下的所有财物与产品吗？按市场经济准则，它仍然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一旦由不是物的所有人出卖这些物，就会引起价格扭曲，即本来可以公平的价格，会出现较高或者较低的物的价格。比如某人替A人出卖一件物品，那么他可能会向A人报低市场价格，从而与购买人串通而损害A人的利益。相反，如果某人替A人购买一件物品，那么他可能向A报高市场价格，从而与出卖者串通而损害A人的利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扭曲与畸形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国有制市场经济，恰恰最容易出现这种扭曲与畸形化。我们从中央所要大力禁止的商业贿赂等事情中，从权力腐败的整个情况中，都不难看到这种市场经济的畸形现象的普遍存在。它的存在，恰恰说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所谓“结合”，是难以成立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物的权利人的直接交易的基础上，如果既搞市场经济，又禁止物的权利人行使他们对物的所有权的权利，那么这种市场经济必定出现问题，必定是失败的。所以，无论象刘国光那样的学者们是如何反对私有制，中国的物权法仍然“破壳而出”。因为如果不从法律上保护个人的私有资产，如果个人财产时刻有可能被“公共”掉，就没有人愿意努力工作以创造财富，最终会出现“大饥荒”那样的事情。学者们可能认为劳动者与穷人是最反对私有制的了，因为他们可能最想“共”富人的产。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穷人最怕有人借口公有制来侵犯他们本来很少的私有资产。<BR>刘国光认为今天的贫富分化是由私有制带来的，他说：“越是私有化其两极分化越严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可能他眼光不足，没有看出事实真相。因为正是刘国光所极力维护的国有制，才是导致今天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能够长期获得超额收入的，大多是垄断性国有经济部门，或者能够与政府官员相勾结而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的私营企业主。他们的发财都归结为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市场垄断。而要使市场垄断导致社会性的贫富分化那样的后果，没有权力长期维护这种垄断地位，是不可能的。比如现在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它无非就是近60年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垄断性行为造成的，由于这种垄断，它规定农民只能以低价格向国家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又必须以高价格向国有工业部门购买工业品。这样，持续几十年，终于出现了所谓的“三农问题”，一个是繁荣富裕的城市，另外一个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刘国光也提到要消除城乡差距，但这种差距恰恰是国有制带来的，因此，刘国光的理论存在矛盾，但他自己并未知道。也许，刘国光认为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力，那么国家总会公平分配好这些财富，让它的所有国民都能够享受。但是从历年国家审计局的报告看，几乎所有国家部委都存在滥用公众资财来为自己谋福利的现象。更下一级政府与部门更难以避免此类现象了。可见，国家主导下的分配体制并没有导致公平的结果。但这个体制却具有更多的机会与理由（比如“人民国家人民建”，“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来追收民众资财，因为国有制下，公众没有私有权利，他们无法拒绝某些人以国家的名义并以国家的权力不断地向民众追收资财。城乡差距正是在这种体制下越来越扩大化了。<BR>我们再以“就业民生”的角度来观察国有制与私有制。按马克思劳资关系的构想而建立起来的某一个国有制企业，可以假设它完全没有资本家，只有劳动工人，因此企业所产生的利益全部由劳动工人占有。但是一个企业必须要与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品相交换，才会产生利益。于是当你单纯维护某个企业的工人的利益时，你是否会损害另外一个企业的工人的利益？比如当我们维护了电力系统的工人的利益时，你是否损害到了其它用电企业的工人的利益？如社会各界曾经对电力系统的一个抄表员获得10万年薪深表愤慨，但这个抄表员也是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呀！按马克思的劳资关系思想，这个工人的利益是需要维护的。但是，当电力系统的工人因获得高额利益而致使其它用电企业难以维继时，这些企业的数量更多得多的工人却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迫，因为电价过高，成本过大，企业没有利润养活工人，只能让工人下岗失业。于是就出现了国有经济中的怪现象：有些国有企业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它们拥有市场垄断的地位，或者拥有国家的大量注资；而更多没有获得特殊市场地位的国有企业却不得不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马克思没有考虑到，单纯设计一种维护企业工人利益的办法是很难行得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消费者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那么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设计得再好，也没有用。而要想以消费者为市场主导（即刘国光所主张的“建立买方市场”），就会迫使生产方（其中包括生产工人）内部产生竞争，即相同行业的各个生产企业之间的产品供给竞争。这种竞争是无情的，是市场丛林的体现。但这却是“建立买方市场”所必须要。你不能只想要建立买方市场，不想要增加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没有这种好事存在。而要竞争，国有企业体制就难以维持了，尽管它有国家财力的大力支持，但它仍然敌不过私有企业。也许刘国光将国有企业的衰败看成是私有企业存在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竞争，又如何去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如何建立买方市场？经过深入观察与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群众是以消费者的身份来获得市场经济的好处的，但当他们以这个身份来获得好处时，他必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接受竞争的压迫。因此，当刘国光说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时，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群体将会以什么方式、什么身份来获得利益。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能力“给予”广大人民群体以利益，它只能“给予”极少数人以利益（比如它只能有给予公务员以涨工资的能力，及给农民或者某些弱势群体予补贴与救济的能力）。国家必须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市场机制来让广大群众从这个社会机制中获得利益。而这个社会（市场）利益机制又必须与效率结合起来。因此刘国光将效率“驱逐”出分配领域，认为它只存在于生产领域，是错误的，甚至说是无知的表现。按马克思的思想，分配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个方面，是维持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如果不通过合理的分配而使生产得到循环，那么，生产就会难以维继。<BR>与刘国光的想法相反，当今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顽强崛起的社会经济（民间经济，或称之为“私有经济”）带来的，它不仅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而且也为就业民生作出巨大贡献。因为当国有企业不断减少其就业量的时候（公众普遍感受到现在的国有企业与国家单位非常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这与马克思“建立国有企业以吸纳人民在没有资本家条件下就业”的思想构成鲜明反差），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私有经济，在汲纳着就业，在为他们提供着生存的基础。如果私有经济不再受到陈旧意识形态的歧视，如果它能够得到更多的金融与政策资源，那么它对民众就业民生的贡献会比现在更大得多。这一点对于解决当今就业难的局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刘国光想排斥私有制去维护公有制（因为私有制必定对公有制构成竞争），这本身就是对民众就业生存的摧残。十分显然，中国走到今天，必须更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即开放私有经济的活动范围，鼓励更多人创造，让更多人成为私有企业的主人或者是其中的劳动者。而要营造这个局面，国家就必须重新站到一个新的位置上面去，即站到一个“维护社会公正者”的位置上面去，而不是直接去办什么国有企业，去命令与安排公众的生活。要知道，今天的国家与政府，是耗费着巨大的成本而存在的（权力腐败也是这种成本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众需要政府的服务，但他们不想花费太多的成本才能得到这种服务。因此，单纯从减少公众成本负担考虑，就必须要精简政府，建立一个廉洁廉价有效的政府体制。刘国光反对“小政府”，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不会不懂得“成本”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小型精干的政府，该由社会自己去办的事不要插手，从而减少政府的行政成本，减少社会公众对政府运行的成本负担，减少社会的税收负担，将对整个社会经济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过，对于一个总指望着由政府分配利益与安排一切社会事务的学者来说，这种主张是难以理解的。</P>
<P>―――――――――――――<BR>以下为刘国光的访谈录摘要：</P>
<P>坚持社会主义方向</P>
<P>【刘老】</P>
<P>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认真审阅了我在获奖以后的所有文章，认为都符合中央精神、坚持十一届三中会的路线、大原则大方向与中央一致，不存在反改革。这种判读对我支持很大。在《答辞》中，我认为现在讲市场经济相对多了一些，讲社会主义相对少了一些；计划讲得少了，马克思主义讲得少了些。我们讲市场经济，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一个字都不应该讲。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讲得越多越好，包括市场经济。《答辞》所讲的情况，一点都没有错。一些人反对我，他们所主张的，说穿了就是要彻底地私有化、自由化，不要政府调控，不要政府干预，政府功能要最小化，做个打更人，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就行了，扭曲社会主义方向。我就反对这个。</P>
<P>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P>
<P>【刘老】</P>
<P>不能简单地讲改革，一定要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不能少讲社会主义，更不能不讲社会主义 。 我在《答辞》上定的基调是正确的，一点都没有错。 坚持改革，要看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改到资本主义那不叫改革。反对改革当然不好，但改到最后没有了社会主义，更不好 。 那些人说我们反对改革。事实上，我们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对反社会主义的改革。邓小平讲，反对改革是少数，赞成改革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改革使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为什么不支持改革呢？ 当然会拥护改革。 即使有人反对，也是在某一点做法上反对，没有总体反对改革的，大家都赞成改革。现在有人把讲社会主义的人都说成是反对改革，把反对改革的帽子到处乱扣，把群众推向改革的对立面，目的无非是害怕大家说真话。</P>
<P>我想，大家都是想中国好，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只要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好。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那么，我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P>
<P>很显然，我们之间不在意气之争，而是有不同阶级立场。现在不讲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了，但是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每个人讲话都有立场，是站在财富的立场、资本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的立场？界线划得很清楚。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很难分清楚，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就会看得一清二楚。现在有人在社会主义上做文章，混淆视听。说社会主义有一百六十多种理解，那么，中国走哪条社会主义呢？说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 北欧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要走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说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错了，应向北欧学习，大肆宣传，争论得很激烈，批判得也很厉害。岂不知，伯恩斯坦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连这点基本事实都否定了。</P>
<P>主张和平、走改良主义道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否定，但不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能牺牲公众利益。福利搞得好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也不会自动步入社会主义。西方有些国家的福利搞得不错，它们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的经验，缓和资本主义矛盾，这是成功的。但是，他们主张私有制，要求劳动与资本分开，用施予福利的办法，走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的社会根本矛盾依然存在，贫者愈贫、富者愈贫现象不会改变。时直今日，美国财富还在集中，这不是我们的正道。说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可循，是否就要皈依到欧洲道路？</P>
<P>我们与时俱进、与时代要求相符合，但有一些基本原理是不能动、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我们仍然要坚持。《共产党宣言》归根到底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承认私有制，可能还要承认上百年，即便如此，它也仍然是一定时期，最终还是要消灭私有制。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消灭私有制，但是从学理上要能讲得通，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要剥削劳动。现在容许私有制，但一定要以公有制为主体。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谈这些本质。</P>
<P>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缺了哪一条都不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社会主义。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但中国目前办不到，我们需要有私有经济，但不能以此代替公有制，更不能全是雇佣劳动。如果公有制主体没有了，按劳分配没有了，都按要素分配、按资本分配，那么，农民工只能是三、五百元的市场价格，中国的劳动力又多，就会被压到市场价值以下，甚至不能保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了。国家富强了，变成了资本主义，财富让少数人享受，大多数人得不到利益，这不是我们奋斗的理想。</P>
<P>所有制比分配更重要</P>
<P>【刘老】</P>
<P>理论上的斗争，其实是实际演变过程的反映，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元化，但主旋律应该是社会主义，这个主旋律一定要坚持，不然就失去了方向。如果走到资本主义化，两极分化上去，那我们改革就失败了。这话是邓小平说的，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要有个大判断。</P>
<P>邓小平有两个大局观，一个是先富和共富，另一个是东部先发展，最后东部拉西部。让一部分先富，一定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来解决“共富”问题。邓小平思想许多地方都强调这一点。什么时候解决合适？邓小平说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解决。这就是说，二十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就应该解决了。现在快到2008年了，过了这个阶段已经很久了，该是扭转乾坤的时候了。不能等到两极分化很严重了才来解决，那时候为时目晚。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很富，但已经有能力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财政上也有了一些能力。现在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能力逐步解决贫富差距。当然，“共富”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要逐步解决。如果不把这一层意思提出来，恐怕是不行了。现在中央很重视教育、医疗、住房、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等，一步步地都在着手去做，但所有制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P>
<P>抓民生、抓分配固然重要，财产关系更加重要，所有制是决定因素，还得要抓所有制。美国的萨缪尔森也承认，除了教育、智慧等主观因素之外，财产是最主要的因素。资本越多回报得越多，越是私有化其两极分化越严重，这是客观事实，凭借劳动、智慧不足以解决大部分人的生活富裕问题。现在已到了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强调社会主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大问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比分配问题更重要，所有制是根本问题。</P>
<P>经济学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P>
<P>【桁林】</P>
<P>您为什么要做这些看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P>
<P>【刘老】</P>
<P>经济学是利益之学，但是，经济学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决不能只为了少数人谋利益而损失了公众利益。 很多人似乎很怕得罪这些少数人。其实少数人如果是明白人，也懂得社会稳定对他们的身家财富是一个安全保障。所以，即使为了他们的利益，也要强调公共利益，强调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过去说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全面的，也远远不够，解放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涉及国民经济大政方针的问题，必须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只要对国家的前途有利、对人民有益，就应该坚持下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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