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国内的人不是真正回国，干两个月的活，拿12个月的工资，double pay 真好？千人年薪100万，国内设计资金3个亿，别的年薪只有20万，涉及严重欺骗和严重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对这些骗子应该揭发,不只是在中文媒体,更应该直接向其在国外的大学揭发。

    因为本人主要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主要的经费来源，因此，与它的渊源还是挺深的。下面谈的只是个人的感受。

    (1) 从评审人角度看项目申请：印象中只要在国内，每年都会接到基金委的二十来份同行评议书。评审的基金包括：杰青、优青、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后两者最多。也参加过几年基金委组织的会审，因此，对基金评审的全过程有一定了解。

    对拉关系跑项目评委的警告。作为一个多年的评审人，我还是努力做到公正的。我评审比较重视的 (i) 已有工作基础：在我的心里，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反映你是否有能力从事相关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强调基础研究，主要体现还是文章，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认为没有一定经验和成果积累，直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不合适的。对于青年基金这个要求可以弱化一点，但也是必要的。(ii) 创新性：创新性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你提出的方法有新意。我理解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横向课题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基金所研究的是带有探索性的问题，而横向题课是一种理论的工程实现。关于创新性，一方面，让人觉得是现成方法的应用的项目不易通过，那怕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乱想。我不欣尝脱离实际可行性的异想天开，也不会支持凭个人经验判断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难题。因此，申请时不仅要想到说服评审专家，还要想到项目是否可实现和如何实现。

    还有一点小建议，对拉关系跑项目评委警告，这样做太伤天害理。对于项目申请的有关方向，要给国内同行专家的相关工作合理的评价，千万不要为突出项目重要性而贬低其他专家的相关工作，他们很可能是该项目的评审专家。

    (2) 从申报人角度看项目申请：作为个人，我的基金申请是很幸运的。我申请过十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一项重点基金，以及今年得到的退休后的第一个面上基金。所有的项目都是一次成功。我的体会是：(i) 马太效应：从许多专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出，第一次是最难的。一旦有了前一次，在前一次基础上申请第二次就容易多了。所以年轻人第一次“入道”是最痛苦的，千万不要知难而退，坚持就是胜利。每年你都在积累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都在加深你对问题的认识。相信我：你的明年一定比今年更有希望。而我自己，不过是占了入道早的便宜。(ii) 思考比动笔更重要：有些人，包括我的几个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写申请书上。我每次写申请书的时间都不多，但我想的时间却很长。我觉得动笔前一定要想清楚：我想做什么？它新在那里？怎么做？“创新性”和“可行性”是项目的生命线。你要先能说服自己，才有可能说服评审人。(iii) 要有敬业精神：申请到基金不是中彩票，而是一种承诺：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要努力把项目完成好。如果你在前一个项目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下一个项目就在那里等着你了。我个人觉得自己在科研上是很勤奋的，至今，虽然名义上退休了，但仍然每周七天在办公室工作。我结题的项目多次被评为“特优”(现在面上基金不评了)，相关研究成果还入选了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我相信，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最重要的是：用事实说话，用成果说话。

    (3) 对拉关系跑项目评委的警告，评审的公正性：(i) 首先，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是哲学问题，我说不清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读一下何毓琦先生的博文《世界是公平的吗？—决策论与Rawl的公平哲学》(何毓琦，《科学人生纵横》，P. 185)

    我想，大致地说，不公平有两种：一种是世界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比如你的申请书落到不喜欢或不熟悉你的方向的人手里，他由于个人专业偏好给你打了低分。这是无法避免的，你也无可抱怨，因为你有同样机会落到偏好你的方向的评审人手里。对这种随机引起不公平，何先生有一句话：“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你实际过的生活才不是未卜先知的，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你才会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

    另一种不公平是由学术不端引起的，如在评审中“拉帮结伙”， “弄虚作假”， “打击异己”等。这些不公平的受害者，是有权申诉的。如果评委为某种私利而不公平地对待你，你骂他“小时候确定性地被猪亲过，长大后随机地被门夹过，前不久又鲁棒地被驴踢过”，大概也无可厚非。但倘若仅因自己项目未过而不分清红皂白地骂所有的评委，却有欠厚道。

    就我所知 (或者说“所闻”)，自然科学基金还是目前评审相对而言最公正的一种。基金委的一个优点是：相关工作人员有相当水平的本学科专业知识。此外，它有严格的评审制度：通讯评审专家评分，会评专家决定。这也是自然科学基金得到高校和科研单位重视的一个原因，它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含量。像XX委的项目，几百万上千万，据说是行政领导想给谁就给谁。

    当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也还有许多需改进的地方。例如，通讯评审应尽量避免“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另外，会评专家权力过大，应当有一条函评最低录取线的规定，低于该录取线，会评专家无权再捞出。再者，建议会评期间评审封闭进行，手机封存，以免外界干拢。还有，大的项目也可邀请国际专家评 (最好是非华裔，华裔学者现在与国内挂靠单位利益相关太严重了)。本人就评过爱尔兰、以色列、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基金申请，还有丹麦的邀请(提供路费，要求到丹麦去评，后没去)。

    (4) 公正应从我做起：近年来，各项基金、各种头衔、奖励，层出不穷。就个人所见所闻，斗胆说一句：“评审”的公正性越来越差。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的道德底线，正不断地被金钱、利益所击破。

    每到评审，被评审人，以及其所在学校、研究所等的业务处或其他相关人员，千方百计打听评审人。然后，提着礼物到各评审人处拉关系、打通关节。评审人或碍于面子，或受人财礼，替人消灾，在评审中上下其手。甚或通风报信，左右评审程序。这个要警告拉关系跑项目评委。

    举一例，有人在评审现场，对某项目发表不同看法。片刻之后，收到被审人电话，对其意见做出辩解。像这样的评审，能有公正性吗？现在，跑基金、跑奖项已几成共识。不跑，就被视为“守株待兔”，“等着天上掉馅饼”，这正常吗？至于“重大项目”，“国家奖”，“院士”之类的评选，则更要由单位，甚至省、市委组织班子去活动。评审的公正性，已被“活动”之风荡涤殆尽。

    我以为申请人去找评审人拉关系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不管是项目或评奖，都是一场竞争，而评审人则是裁判。找评审人说情，和一场足球比赛收买裁判，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在学术圈里的每个人，特别是较资深的人士，都难免要有当申请人和当评审人的时候。学术公平，人人有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当申请人时不去找评审人，当评审人时不接受申请人的礼品和托嘱，也不去帮申请人当说客，那么，评审中的不正之风就可望扭转。要想评审公平，学者，特到是资深学者的自律大概是首位的。

    今年的基金及杰青、长江等评审刚刚结束，自己也经历了许多艰难的选择。但自信，我保持了自己的一点信念、一份正直。我参加了重点项目及杰青、优青的评审。但对所有向我打听的人，都只有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没评”或“没在我手里”。即使我给某人评了“优”，当他问到我，我也没有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套交情、做交易。

    作为申请人，我从不打听评审人。最近，又有一位当年国家奖评审专家对我说，当年我申请国家奖时，是唯一没有向他打招呼的申请人。院士申请更不用说，我没向任何一个院士那怕打个电话，求个情。某院士也说过，我是本专业唯一没和他打招呼的申请人。

    今年我有个从前的学生申请一个重要项目，找我希望我出面帮他找人说情。我知道他很优秀，也知道这项目对他的重要性——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我还是回拒了他。我告诉他，我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他最后没有成功，这也许有我的责任，不知他会不会怪我。

    还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基金项目已经上了桌面。当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者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她求我帮忙。我婉言推辞了。她后来来了个e-mail：“两次给您打电话请求找人帮忙基金的事真的非常抱歉，我知道您最讨厌在这些事情上找关系……我以后再也不因为这样的事麻烦您了。”

    我知道，对拉关系跑项目评委警告是促使他们远离毒源。在这个社会我很“另类”。但我要做的是我自己，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关系，一心希望得到公平对待的弱势学子。

    很高兴地听到，有位院士在今年一个重要项目评审中，拒绝了一切申请人的来访，那怕是通过关系很好的朋友。我相信，这样的人多了，公平就会到来。我真心希望：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创造一个公平的学术环境。
yechm (站内联系TA)
程代展，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冶金系焊接专业，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209篇。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9年获自动化学报最佳论文奖，2004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1年11 月15 日：继饶毅之后，程代展宣布永不参选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