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好说对不起的，论说任何话题又不是谁的专利。

老兄与509兄，都“冰雪聪明”，不愧为高人。

“时间”才是“衡量”一切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运动形式的“天然维度”（包括商品）！

同时，“时间”又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婢女”。

马克思表面上说的是“劳动”，其实质则说的是“时间”。

两个商品的“换位”或两个商品生产者达成交换“合意”。（经济学规范用语）或A商品（价格）=B商品（价格）；

在马克思那里，变为交换公式：A商品=B商品（注：若不注明是“价格形式”，则是经济学不规范用语）；

这就误导读者以为：既然，A商品=B商品，

则有：A价值=B价值；或A劳动=B劳动；或A时间=B时间。

（注：价值、劳动、时间都是“抽象物”非“现实物”，无法以“=”符号表示二种“抽象物”之间的关联性和等同性）。

但是，反过来一想：

私有制下商品生产者人数如同汪洋大海一般，这个社会生产是无ZF状态的。商品生产是私人性质的事情，具体的劳动时间是千变万化的，生产不同质的商品A和B所花费“劳动时间”，所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折算成本”，唯有商品A和商品B的生产者自己知晓，是否能够达成彼此之间预想的交换“合意”，鬼才知道！

中国俗话说得好，“是英雄不问出处”。

在商品交换中，如果两个商品相互“换位”或两个商品生产者达成交换的“合意”。就可以将这两个商品称之为“英雄”，也就可以“不问出处”。在此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里的两个商品既是“价值”相等；也可以是“劳动”相等；更可以是“时间”相等...等等。但反过来一想，两个商品包含的“价值量”、“劳动量”和“时间量”真的彼此相等吗？（“=”）
你怎么知道的？你准确计算过这两个商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吗？这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价值是什么？

第二。价值决定的根据是什么？

第三，价值是如何生产以及价值是怎么形成的？

马克思运用“时间”这一概念，逐一“化解”了上述问题，他所应用的是哲学范畴而非经济学范畴。

同时，马克思的“时间”概念，又极具“弹性”。复杂劳动的“弹性大”；简单劳动的“弹性小”。决定“时间”弹性的，是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教育水平、劳动艰苦状况和民族地理文化特点等。有了这些修正“时间”弹性的“参数”，谁都可以轻易地解释：在同一时间内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为何计量各自价值的“时间”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马克思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为“时间”，总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时间”或生理学上“生命时间”。【1】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形成“两种”不同的时间！其中一种“时间”又是另一种“时间”的自乘或倍加。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在“同一时间”内形成“两种”不同量的“纲”，而不是两种不同的时间。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始终未曾找到这个“纲”。

【1】：
“时间”也叫“自然时间”。时间是客观的、唯一的、永恒性的“一维度”。富人的时间，与穷人的时间，都按照“自然时间”的年、月、日、小时和分钟计量的。不能说富人过一年（自然时间），就等于穷人过上十年（自然时间）；官员工作一年（自然时间），就等于百姓工作十年（时间），更不能说，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就等于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在医院躺了一年。所以，在“相同的自然时间”（注：例如在法定工作日的8小时内）内，两种劳动所耗费的“自然时间”总是相等的，不可能产生出两种不同的计量“自然时间”的方法。如果出现违反这一原则的现象，问题的根子就不在“自然时间”上，而是在这一“自然时间”所承载的那个“量纲”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自然时间”所承载的，所累积的、所计量的那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对此回复说，那个“东西”即是“劳动”。马克思又说，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都表现为“时间的节省”；一份劳动即是一份时间。劳动是实体，同时，时间也是实体。所以，“劳动”是以“时间”来计量的。但是，问题又转回来了。问题是：人类的劳动仅按照“自然时间”进行计量的，仅此一种别无两种，更无三种四种计量方法。马克思却将人类的劳动时间划分为若干种计量方法：社会劳动的时间，私人劳动的时间，抽象劳动的时间、具体劳动的时间，社会平均必要劳动的时间，个别劳动的时间，复杂劳动的时间，简单劳动的时间，必要劳动的时间，剩余劳动的时间等。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真的能做到，将这“自然时间”逐一划分开来，并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时间”及其“配置比例”吗？（注：509网友似乎看到了这一点）

（1）马克思说，人类一切劳动都是“同质”的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劳动量相等且决定的价值量也相等。例如：一件上衣（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这就说明：在相同的时间内（8小时），两种不同劳动在质上是同一的，在量上是相等的。由此，得出：不论上衣（缝）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麻布（织）的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二者的劳动量总与各自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无关，二者的劳动总量是相等的，而二者的单位商品所含劳动量却是相对变化的。故，劳动生产率与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正反比。无一例外。

（2）但是，针对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时，却出现了例外。

在相同的时间内，两种不同劳动在质上是同一的，在量上是却不相等的。一种劳动是另一种劳动的倍加或自乘。即：“劳动生产率与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正反比”，不成为一种经济规律了。

换句话说：设上衣（缝）的劳动为“复杂劳动”，麻布劳动（织）为“简单劳动”，则有：在相同时间内（8小时），

一件上衣（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若干个8小时）。

显然，（1）与（2）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程恩富先生曾试图解决这一“悖论”，却并不成功。

用精确的时间量纲来衡量无法量化的劳动，这实际上是混淆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xiaxt兄说得好哇！

关于质和量，那位R某秉承马祖师的意旨称，学过excel的技术员和电焊工两者的劳动不过是焊接时点击的次数的数量不同而已。在他们看来，两者的劳动量就是一个马铃薯与一袋马铃薯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用劳动耗费替代劳动成果的认识产物，搞不清交换是劳动耗费交换，还是劳动成果交换。有点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同等数量的分子，排列组合不同，形成的物质就不同，因而产生的能量也不同。正如10个人独立生产和10个人协作生产，后者产生的功效就比前者累加起来的高一个道理。劳动耗费可以倍加或自乘，但劳动的质不同，带来劳动成果的量就不同，就不是这种简单的四则运算对应关系，而是量的指数幂。因此，相同的劳动耗费或相同时间的劳动耗费累加，由于“排列组合”不同，带来的劳动成果就不同，也就不可能形成“同质”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试图用劳动耗费累加这种简单方式解读不是对应累加关系的复杂劳动，实际办不到，是徒劳的。主因在于搞错交换对象，从而张冠李戴。

    “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5页】这说明：具体劳动没有价值，只有抽象劳动才有价值；分散的私人劳动没有价值，只有进入到社会分工体系的社会形式的私人劳动才有价值；公有制体制的劳动没有价值，只有私有制体制的劳动才有价值；无偿劳动没有价值，只有有偿劳动才有价值。楼主想得到一种纯粹的“劳动价值”（劳动本身没有价值）是一个空想，只有当人类劳动进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后，或者讲只有当人类劳动进入到私有制社会后，它才需要用价值尺度去评价（一般情况下用效用去评价）。

"（2）但是，针对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时，却出现了例外。

在相同的时间内，两种不同劳动在质上是同一的，在量上是却不相等的。一种劳动是另一种劳动的倍加或自乘。即：“劳动生产率与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正反比”，不成为一种经济规律了。

换句话说：设上衣（缝）的劳动为“复杂劳动”，麻布劳动（织）为“简单劳动”，则有：在相同时间内（8小时），

一件上衣（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若干个8小时）。

显然，（1）与（2）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程恩富先生曾试图解决这一“悖论”，却并不成功。"

-----这段话没看明白.

马克思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公式：

（1）一件上衣（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

马克思指出：“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１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末，20码麻布就与１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一样。”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7页。

马克思接着指出：“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60页。

由于，劳动量是以“持续的时间”计量的。所以，假设：生产两种商品的“持续的时间”是相等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生产这两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也是相等的，进而也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两种商品价值（量）也相等。或则说，正是由于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持续的时间”是相等的，所以，决定了这两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必须与该“持续的时间”保持一致性，故而，这三者即“持续的时间（量）”、劳动量、价值量皆是“相等”的。

由于：（1）一件上衣（8小时）=20英尺麻布（8小时），

证明：生产一件上衣需要8小时劳动；同时证明：生产20英尺麻布也需要8小时劳动。

所以，在相同的时间——8小时内，一件上衣（劳动量）=20英尺麻布（劳动量）；或则说：一件上衣（价值量）=20英尺麻布（价值量）。

（2）若，假设：生产一件上衣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同时，假设：生产20英尺麻布的劳动是简单劳动。

那么，马克思在（1）的公式所给出的观点，就不对了。

演化为：

（8小时）生产上衣的劳动（复杂劳动）=/=（8小时）生产麻布的劳动（简单劳动）；

同样是（8）小时，两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按照（1）式应是理应相等的。

但是，正是由于一方是复杂劳动，另一方是简单劳动，同样的（8）小时不起“约束作用”了。你说怪不怪？

假设（2）恐难成立。因为1件上衣8小时，20码麻布8小时，就说明两者的劳动复杂程度是相同的，它们的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同的。因此价值也是相同的。

《资本论》p70   （3）等价形式:
“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的作用，……”

跟你说过多少回，看看《资本论》再跟我的帖子，免得丢人。

马克思能拆开用，我为什么就不能拆开问？

知道了英文里还有一个单词:Price吗？

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的是那种劳动吗？

gxg兄：

你理解偏差了。

第一：

（1）式中的8小时、（2）式的8小时，都是“同一”的8小时。也就是说，这个两个“8小时”都是自然时间。

第二：

（1）式中的“=”两边的各8小时，就必然彼此皆相等于8小时的劳动量，形成8小时的价值量；同理（2）式中的“=”两边的各8小时，也应必然彼此皆相等于8小时的劳动量，形成8小时的价值量。这样才能保证（1）式与（2）式的彼此间的观点的一致性。

第三：

1件上衣（8小时）=20码麻布（8小时）——仅是（1）式，而不是（2）.

（2）是这样表示的：

（8小时）上衣（复杂劳动）=（8小时）X倍·麻布（简单劳动）；

指的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即相同的8小时内，上衣作为复杂劳动的产品，与麻布作为简单劳动的产品，虽然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自然时间”仍相等的，但是，该二种产品之间各自所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之间却是不相等的。

马克思指出，只要在（1）式中的“=”两边的“时间”是相等的，则有：

（1）式中的“=”两边的“劳动量”相等；（1）式中的“=”两边的“价值量”亦相等。

但是，在（2）式中的“=”两边的“时间”是相等的情况下，则有：

（2）式中的“=”两边的“劳动量”不相等；（1）式中的“=”两边的“价值量”亦不相等。

问题在于：（1）式与（2）式，适用于“同一”的“时间”计量各自劳动量和价值量，计量单位是“时间”。那么，计量标准就不能是“双重标准”，而应是客观的、唯一的标准。但是，在“时间”这一计量标准下，（1）式中两边的“劳动量”相等，价值量也是相等的，但到了（2）式中两边的“劳动量”不相等，同时价值量也不相等。

问题不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区别，问题在于，你用“同质”的“时间标准”计量（1）式和（2）式，源于彼此两边的“时间量”相等的条件下，却分别出现了（1）式两边的“劳动量”相等，两边的“价值量”亦相等的“现象”；与（2）式两边的“劳动量”不相等，两边的“价值量”亦不相等的“现象”，这相互矛盾的现象。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2）式中的“=”两边的“劳动”是“不同质”的，在彼此两边的“时间量”相等的条件下，复杂劳动被视为一种高级别的劳动，而简单劳动则被视为另一种劳动——即最低级别的劳动。正是由于劳动的质是不同的，所以，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或自乘。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述的“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它是人类同质的无差别的劳动，是人类抽象的一般劳动。人类劳动只有数量上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异。在相等的时间条件下，无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时间量相等，则劳动量就相等；劳动量相等，则价值量就相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讲的。

怎么到了（2）式中，马克思所说的这些话，就不灵了呢？？？

你能看懂帖子吗？我说把“value”拆开了吗？知道还有price这个名词吗？

我说的是:马克思能用“值”，我为什么不能用“价”？

你又丢丑！马克思用的是那个“值”？我就不能对应着用“价”？

   马克思从来都没有直接地谈论劳动与价值的关系，他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其实，价值是一种历史的概念，是在近五千年才出现的社会关系。原始人没有价值概念，公有制生产者也没有价值概念。看来，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只有部分的劳动才能转变为价值。“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哥达纲领评判”单行本第12页】

我这种人好说话，就是我全不对。你回答我马克思的这个“值”是哪个单词？

那满世界的“劳动价值”“劳动价值”这个词是从哪里来？

    把劳动与价值直接连在一起，或者让劳动（或劳动时间）直接等于价值，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故意栽赃给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轨行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讲劳动的价值，只讲劳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创造价值。

那你何不新开一贴，告诉世人:马克思从来都没论述过“劳动价值”？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劳动价值论”？

我在带着你丢人难道你看不出来？

是呀，连帖子都看不懂。真可悲！

    “劳动价值论”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并不严谨的称呼，马克思也没有用它称呼自己的理论，它严格地应称为“抽象劳动价值论”或“商品生产劳动价值论”。

你真逗！

挺费解的哈

学习了

    对于价值理论，学人们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这些关于价值的争论都忽视了价值的对象——财富。因此，所有的价值理论都是“财富价值论”的一个分支，也是对财富的不同评价尺度。
    人类该如何去评价财富呢？这可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将财富和资源进行区分。那些满足人类需求的消费物可以分为资源和财富两大类：所有自然存在的消费物都叫资源（比如泉水、野果、鱼虾等)，它们的特征是都具有天然的使用价值或自然效用；而财富是由人类对效用不足的资源在增加人造效用后改造而成的（比如自来水、种植水果、圈养鱼虾等)，它们的特征是在自然效用上增加了人造效用。因此，财富的本质是在资源的自然效用上所增加的人造效用。虽然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的作用巨大，但是自然资源却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财富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类进步的过程也就是需求对象从资源逐步进化为财富的过程，财富也因此成了人类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人类失去了财富，我们就只好退回到原始的动物状态。
    财富的创造会同步表现在两个方面：满足需求表现为实现主体的要求；增加效用表现为创造客体的功能。因此，需求与效用是分别从主客两个方面观察财富创造这一过程的两种结果。财富的效用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存在的，或者讲，客体的功能是相对于主体的需求而出现的。由于效用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主体的意志，对效用的计量也就会出现捉摸不定的变数。 例如：当一个人吃馒头时，第一个馒头具有高效，第二个馒头开始减效，第三个馒头低效，第四个馒头无效。因此，每个馒头的效用都难以确定。对于不同人的主观意识和不同品种的财富，效用的主观性更会让这种评价非常 困难。请问：五个馒头，四张凳子，三本书，两剂药，一场电影......对于不同的人的效用值各是多少？时至今日，学者们也没能发明出一种可以涵盖不同财富和代表不同人需求的效用计量单位，而只能采用各类财富的物质量近似地去表示它们的效用值。例如，馒头填饱肚子的效用值是几个、几两等与效用没有直接关系的物质量。用物质量去表现效用量是人类的一种无奈，这也是效用尺度具有缺陷的本质表现。因此，边际效用论者用能反映人体需求生理极限的边际效用去改善这一缺陷。但是，边际效用论不能对所有的财富进行评价（主要是没有生理极限限制的财富），不能对不同品种的财富进行统一评价，不能将所有财富的效用值综合为一种尺度。在必须评价财富的自然功能时，人类只好采用财富的物质量粗略地评价着财富的效用。财富的第一功能是它的自然功能，是能够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的功能。因此，人类评价财富的第一种尺度也就是自然性的效用尺度。虽然效用是人类对财富功能最自然最直接最简单的认可，但它是一种主观意识很强的评价结论，它所评价的效用值会随着主观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于不同人的主观意识和不同品种的财富，效用的主观性会让这种评价非常混乱。
    效用尺度较适于对单品种同单位的财富进行分割计量和分配，却不适于对多品种多单位的财富进行分割计量和分配。十个馒头平分给两人吃，每人可以吃五个馒头。如果将一辆车.一台电视.一套衣服.一张台子.三只碗.一双鞋平分给两个人，每个人就不知应得多少了。后来，聪明的人类发明了一种对不同品种财富统一计量的方法，那就是先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并将这一共性作为计量单位。比如：我们将五件上衣与八条裤子进行加总，它们的总和即不是13件上衣，也不是13条裤子。怎么办呢？？找它们的共同特征。由于上衣和裤子都是布做的，它们的共性就是布制品，我们用布的耗量就可以进行加总了。如果上衣用布2米，裤子用布1.5米，那么五件上衣与八条裤子共用布22米。但是，这一方法仅限于布制品，在面对所有的财富时又如何统计呢？是经济人发现了更合理的方法：由于任何财富都含有人造效用，它们都属于劳动产品。因此，用生产这些财富的劳动时间去计量所有的财富，才是最合理最统一最简便最科学的计量方法，这就是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方法，可以称它为评价财富的第二尺度，也就是经济学中的价值尺度。在简单的生产过程中，效用尺度可以满足一般计量的需要。在财富的交换过程中，评价的尺度必须同时满足对多种财富的计量，评价的尺度就必须具有统一计量的特性。由于效用的计量单位采用效用物的物质量，而这些物质具有千千万的品种，所以效用的计量单位也有千千万个。比如：个、件、只、公斤、米、升、部、台······它们都是些单名数，它们的差异同时表现在质和量上，在不同单位的财富之间就不能进行加总。当把财富的效用单位转化为财富的价值单位后，虽然它们都是些复名数，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只表现在量上，可以进行同质财富的对比，也能进行加总了。效用是人类从财富自然性功能的角度评价财富的尺度，是人类评价财富的第一尺度。价值是人类从财富社会性功能（即交换功能）的角度评价财富的尺度，是人类评价财富的第二尺度。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独自完成生产和消费时，他或他们对财富的评价可以比较粗略，只要采用第一尺度就行了。只有当财富在不同利益的人之间交流时，他们对财富的评价才需上升到精确的高度，必须采用第二尺度。这是自然性效用评价与社会性效用评价因计量方式不同而必须分开的理由，同时也造成了财富交流的两种形式：单向交流（劳动者对消费者的无偿供应行为）和双向交流（劳动者之间的有偿交换行为）。在不同的交流行为中，人们用效用尺度计量单向交流中的财富，而用价值尺度计量双向交流中的财富。因此也形成了两种交流的本质差异：无偿行为不计个体利益，有偿行为计较个体利益；无偿劳动没有产权，有偿劳动必须明确产权。不过，价值尺度是从效用尺度中分化出来的财富评价尺度，是弥补效用尺度个体主观性再加上社会客观性的辅助尺度。只是在价值尺度出现以后，计较个体利益的交换行为才能普及，劳动产品才有了权属，生产资料才能正当地配置给生产者。
    财富的自然特性体现了人与物的自然关系，而财富的价值特性则体现了不同劳动者的生产关系。把财富的自然特性混同于它的社会特性，这是一种本质性的错误。效用可以在效用体中独立地存在，也是每件财富对人类的需求独自就能产生的功能。但价值就不能独自存在，它至少是两件价值物所共有的特性，它表现了两个劳动者在两件商品上的对应关系。所以，“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资本论”第一卷64页）由此看来，价值特性不能出现在一件商品体中，而是同时出现在几件商品和它们的交换关系中。价值必须是几件商品的共性，效用只能是商品的个性。由于商品具有价值这种共性，它才能具有社会交换的功能。谁都不可能从一件商品的效用中去看到价值的存在，而只能从几件商品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发现价值的存在。效用论者从一件商品的自然特性中去找寻它的价值特性，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做法。由于效用是商品的个性，才会出现效用递减的现象。价值就不会数量递减，它只能表示一种等同的东西。相互的等量才会形成价值。
   为了评价商品的自然效用人类采用了效用尺度，为了评价商品的社会效用人类采用了价值尺度。但是，效用尺度仅仅体现了个人对财富的分散评价，这种评价的结论只能被个人所认可，只能对个人具有评价效力。以价值为尺度的评价就可以体现社会对财富的综合评价，这种评价的结论就可以被社会所认可，并且具有社会的评价效力。商品必须具有社会性，而“这种本性本身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同前669页注）只能由商品的价值功能产生。由此，代表着价值评价结论的货币也就具有了社会的效力，并产生了支撑经济权利的巨大功能。“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同前62页）虽然价值是某一商品的特性，但价值形式必须表现在与之对应的价值体上。商品本身的效用形式根本无法表现自身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形式必须表现在对应商品的效用形式上。因此，任何的价值形式必须含有两种商品，并组成一个复名数。比如：一件上衣的价值表现为40斤米，40斤米的价值表现为50元钱或1.25元/斤。在价值的表现形式中，前一个商品是相对价值，后一个商品是等价物。在价值的完成（货币）形式中，前一个是被表现的商品，后一个是表现价值的货币。价值形式的结构由两种商品的效用单位组成，价值的计量单位也是两种效用单位组成的复名数。而商品的效用形式只有一个商品，它的计量单位也只是一个单名数。比如：米的效用形式是40斤米，衣的效用形式是一件衣。“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同前48页）而“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同前50页）商品的效用要用质和量两种角度才能区分，商品的价值只用数量一种角度就能区分。虽然商品的效用形式是一个单名数，但由于它的计量单位难以统一，就存在双重的差异 但是，社会性的价值尺度必须以自然性的效用尺度为基础，只有在财富的交换中才需采用这种具有社会性的尺度。马克思讲：“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16页）其实，效用尺度是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的财富评价尺度，而价值尺度仅仅是经济学才采用的尺度。那些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人都是潜在的经济家，只不过他们的观念被局限于满足个人主体需求的效用范围之内。是个人经济学的杂念让这些理论不能成为通行社会的经济学，也由于社会性的价值尺度的出现才产生了经济学家。为了让价值尺度规范化，经济学家们才把价值的内容规定为抽象劳动，并归纳为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生产该商品的社会总劳动/该商品的社会总量）。由于社会总量很难统计，人们就用生产该商品的成本（企业生产该商品的总劳动/企业生产该商品的总量）去评估价值的量。其实，想准确计量商品价值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那些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就用最简单的第一尺度去替代很抽象的第二尺度。只有当我们从社会的高度，特别是从财富交换的环境中才能发现价值概念和找到它的本质。但是，价值并没有内在的具体实体，而只有在不同财富对比中必须外在表现的抽象实体。而且，它的表现形式是以对方财富的效用量去间接表现自身的价值量。因此，价值量的表现形式只能借助于现实的物质量。看来，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纯洁的价值表现，只能由意识去抽象地感受它。因此，价值的表现才非常抽象而难以捉摸。我们总讲：劳动是价值的本质，但马克思却讲：劳动本身没有价值。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无偿劳动没有价值，有偿劳动才有价值；具体劳动不能表现为价值，只有当它转化为抽象劳动后才能表现为价值；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要表现为价值，只有那部分用于交换的劳动才需转化为价值；为了整体利益的劳动只需用粗略的效用尺度去评价，为了个体利益的劳动才需用精确的价值尺度去评价；一般的直接单向自然变换的劳动没有价值，特殊的间接双向社会变换的劳动才具有价值。用“资本论”的术语讲：一重性劳动没有价值，两重性劳动才有价值。价值形态的财富只是人类财富中的一部分，财富的双向交换也仅是所有财富交流中的一部分。因此，完全的市场经济或完全的价值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只存在市场（商品）经济与计划（产品）经济的组合体。只不过是，有的国家市场多一点，有的国家计划多一点。当市场经济危机时就要国家计划经济去调整，当国家经济超载时就要市场经济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