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
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
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
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
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
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
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
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
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
。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
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
，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
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
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
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
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
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
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
，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
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
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
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
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
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
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
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
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ZF就会瘫痪，政
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
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
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
，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
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
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
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ZF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
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
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
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
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
，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
，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
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
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
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
启动ZF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
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
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ZF官
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
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ZF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
项措施，包括减少ZF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
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ZF官员的权利受
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ZF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
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
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
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
洁、高效的ZF，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
的官，我们未来的ZF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
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
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
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
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
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ZF特别一个具体的
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
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
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
败现象大大的减少，ZF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
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ZF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
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
，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
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
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
。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
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
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
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
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
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
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
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
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
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
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