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什么都放得下，中国大部分人都被阉割了。

到现在，反右有多少人死掉，没人知道，放掉不计了。三年灾害有多少人死掉，也放掉不计了。文革又有多少人死掉，还是放掉不计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悲剧，总是不断的重复？就是因为我们太能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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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北大领导，我也要辞退邹恒甫！

邹恒甫是个名人，其实他有名，主要并不是他的学问做得好。他的文章应该说还不错，但做到他这样水平的在海外流学生中比比皆是，其实象杨晓凯、林毅夫和钱颖一等的水平都远在邹之上。只不过真正的大经济学家反而比较少自夸。

邹恒甫出名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潜心办学，二是大嘴巴。邹致力于国内经济学教育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最令人叹服的地方。尤其是他在武大的成绩应该说是举国闻名的，堪称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典范。

但邹也常常谈笑怒骂，一棍子达到整个经济学界。说浅了是他情商太低，就算你有做得好的地方，别人便一定全是一塌糊涂啦？你在武大做得不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实做得比你不知要好多少倍，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区别在于邹是横插一杠子，其他海归是先融入体制内，再做改革。其实效果更好。当然这一点邹恒甫做不到，因为他舍不下世界银行的职位和薪酬。

说深了邹恒甫其实是眼红其他经济学家的红火。说穿了，经济学家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以搞学问，有的可以做市场，有的可以定政策，这全世界均是如此，不一定存在此高彼下的问题。易纲做官帮助中国把握货币政策，其实正是海归可以贡献的地方。邹恒甫心里可能不太平衡，觉得自己的水平比别人都高（注意“自认”），别人出名的出名了，做官的做官了，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份呢？

但邹恒甫并不是完全不入世，曾几何时，邹对着媒体侃侃而谈加息的后果。显然不是不想谈，只是没机会罢了。

要说为什么这样一个还比较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何就没有更好的出名、升官的机会呢？首先这与邹死抱着世界银行职位不放有关，一个大部分时间呆在华盛敦的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的机会当然比较少，这一点似乎很难与张维迎甚至李稻葵等经济学家相比吧？

其实邹恒甫确实也应该值得反思了，为何在武大和北大都算是尽心尽力最终终是落得个丧家犬般的下场？当然，每个单位都有具体的原因，我们无法做深入的探讨，但一个经济学家不懂得如何在一个社会一个机构里生存、改变，又如何能真正办成一些大事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千千万万个海归都不比邹做得差的原因。

现在邹认为，北大开除了他，那就是北大已经堕落了，相信社会上也会有许多人认同邹的说法。但设身处地地以光华学院院长的身份想一想，一个系主任9-10个月要在世行工作，剩余的时间现在在北大连面都很少照一下，这样的教授有何用？当然这个教授还在外四处张扬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他自己的院长是个饭桶。前段时间大家都很气愤很多海外教授在国外光兼职拿钱，但没有实际做工作，时间也没有呆满，因此有骗钱的嫌疑。其实邹教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现在被解职倒好象变成了天下第一大冤案！

不容否认，邹恒甫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点我依然佩服他。但其为人极其不厚道且无限自我膨胀，而且基本上是不懂如何与人打交道的书呆子。这样的人在书斋里做做学问还可以，要想成就一翻事业，到头来必定是四处碰壁。更有意思的是抱着国际组织的职位在国内奔波到处办学，拿了光华的工资连面都很少照（自称2001年教学改革完成以后便到杭州云游去了），我是院长我也会开除这样的教授，否则如何管理一个学院？其实邹在世行也是属于拿钱不做事的角色，若不是个别中国高官干预，邹的职位恐怕也早在数年前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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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蔡元培

如果蔡元培魂兮归来，他绝不会辞退邹恒甫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蔡元培1917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

蔡元培还把既非旧派也非新派，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引人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二，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

推行教授治校的早期蔡元培，做过三次努力。第一次是，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出任教育总长期间。在参议院谈教育方针时，他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即不承认世间有任何高于学术原则的权威。他根据这个方针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10月正式公布（虽然此时他因与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发生矛盾已辞职离任），成了中国历史上争取教授治校的第一个成果。第二次努力在他出任北大校长至五四运动期间。他说他在北大的做法，不过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的第三次努力，是在1919年9月重返北大到1923年1月脱离北大期间。1919年底北大建立了行政会议制度，成立了11个专门委员会，由教师担任委员，校长提名，评议会批准，“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

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全面贯彻，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三，“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
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
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
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如果蔡元培魂兮归来，他绝不会辞退邹恒甫。

文章编辑主要来源

[1]蔡元培的人格(勒树鹏)
http://www.cnread.net/cnread1/sjwz/netnew/new1/039.htm

[2]论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王建艳　余生)
http://www.evchina.com.cn/wqzz/zxk/200711/llyj/200711llyj3.htm

[3]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傅国涌)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4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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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谁羞辱了邹恒甫？

从邹恒甫天天在博客上骂街这一点看，尤其是他公开别人给他的私人信件这一点看，从他吹嘘自己扶贫（这肯定是吹嘘，因为谁都知道世界银行是个什么机构）来看，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一天到晚拿张维迎文章不够多，而却只字不提替代了他而文章比他多比他好的蔡洪滨来看，邹也绝不是个公正的人。蔡洪滨的硬件要比邹恒甫不知道强多少，人家照样天天上班，在张维迎手下工作。

说到底，是国内的人根本不知道学术，在美国，你说哪个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是当院长系主任的？有，极少。没说要水平高才当的。张维迎当了，责任就是调动大家，从这个标准看，他做得很不错，把邹恒甫开掉，省下来的位置和钱，可以为学生多做很多事情。你是家长，原意送自己的孩子到那些教授几年不见人的“名校”去读吗？设身处地想想吧。

不上课不上班不见人拿几年工资顶着头衔，全中国的穷苦人民都不答应。邹恒甫那么牛，为什么还天天到世界银行上班？在光华却可以几年不上班？这不明摆的道理吗？你还是老师，不想想吗？你们学校每个月给毕加索发三个人的工资，你有意见吗？你把女儿送名校，上课的都不是网上帖的教授，而是他们的代理，你愿意吗？

记得邱成铜吗？记得他批什么吗？他批的就是北大请了不少从不来上课的大腕，浪费了很多国家的钱。邹恒甫恰恰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为民族英雄了尼？

记得赵燕吗，在夏威夷被打的那个？当时不是中国人啊，代表中国人啊，打中国人啊的吗？结果，法庭查下来如何？一般都是这样，有道理的说道理，没道理的就说自己是弱者，是少数民族，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永远的走狗。靠，你天天在美国上班，怎么是永远的走狗？

我也认为中国教育体制很有问题，但并不等于因此就不应该解雇邹恒甫了。以他那种一出了事就把认识的所有人都骂一遍，抖人家的婚姻家庭的隐私的德行，也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不可能跟其他老师相处好。

是的，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一个知名的人出来说话，因为都是圈子里的人，都怕邹恒甫把自己的家事什么的抖出来。大家就像见了疯狗了一样。这是指真正认识邹恒甫的，在经济学圈子里的，平时都出来说话的人。然后，就是那些注册了的网友，是有挺多是注册的，但这注册根本不说明什么，也不是圈子里的，他们呐喊。当然，真正满口大粪的，都是匿名的，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邹恒甫的人都有。如果看海外的论坛，对邹恒甫的评论就冷静很多，一般是看笑话的心态，因为都知道世界银行什么的是怎么回事，回国办学是怎么回事。

在邹恒甫的嘴里，因为自己出事了，见没人出来，所以在他嘴里，他过去几十年的圈内朋友，没有一个不是摸钱摸女人，没有一个不是欺世盗名，没有一个不是水货三流五流不入流的，都骂遍了。就你自己设想吧，你系里出一个这样的人，系里还有谁会盼望这个多年不见还拿工资的同事回来？他们内心在支持谁，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用上升到民族国家的角度，平常心想想。

这里面当然也有历史原因。十年前，海归是大宝贝，能吸引回来就很高兴，给安家费什么的，邹恒甫也是这样的背景下，被请的。但现在事情慢慢进入正轨了，前些年出国热潮的孩子，慢慢已经学成找工作了，海归多得不得了，而且也不差的。你看接替邹恒甫的蔡洪滨老师，条件就显然比邹恒甫好，只是他为人不爱吹，人家斯坦福毕业，在UCLA教书6年，当中去耶鲁访问学者1年，发表不少正儿八经刊物的文章，这比一直就呆在世行的邹恒甫强多了。

世界银行不是银行，不是金融机构，是扶贫机构，是民政局，不是学术机构。说自己扶贫的话，邹恒甫也只有在中国敢说。扶贫？扶了自己是真的。这也是他不离开世行的原因。骂人家摸钱干什么呢？

呵呵，我刚才在邹那里问：在世行那80多号人里，你认为自己排第几？被他反复删贴。这个人啊，呵呵。不懂经济的，不知道他经济学如何厉害。但是，你也不防看看他如何吹自己的诗歌，如何吹自己拉丁文什么的，能看出这个人性格来。哈佛博士多了，每年制造多少个？还有耶鲁呢，mit呢。严谨的人，你用枪逼他，他都说不出那样的话来。

我是说他别吹牛，学点拉丁文，跟练练气功没什么不同，业余兴趣，别吹。真是有语言天才，就先把湖南口音去了。你以为他不想去掉？谁都想去掉。我只是说，他这个人吹牛，是毫无顾忌的。如果他吹a，吹b，吹c，那他的d也很可能有吹的成分。

大嘴，这是国外网站对他的普遍评价，自己有点事，就别人的隐私什么都揭了。那个新闻发言人，没得罪他，是公事公办，一女同志，他说人家临时工什么不算，还把照片登出来丑化人家，这分明是丑化，分明是恶意的，和张维迎的照片靠在一起，算什么？什么德行？也只有这样的人，敢说自己代表全中国的普通教师，他还挺敢代表的。

一个常年不上课拿钱拿头衔的人，一个被正式开除后还在博客高呼他永远愿意为北大学生免费上课的人，是怎样成为代表全中国普通教师的英雄的。

当年，文革的时候，一般采取的都是先定性，然后弄得群情激愤，好像不打到眼前这个坏人，我们中国就会完了一样。多少无辜冤枉，都在这种真实的愤怒中产生。我们现在回头看，去平反的冤案，当年可都真是大多数人真心拥护的。我能想象，今天要是把批斗搬到网下，张维迎已经五马分尸了。真相如何？

这两个月来是谁在盛气凌人？张维迎一句都没还嘴，邹恒甫骂的就完全正确？就都有真凭实据？真正盛气凌人目中无人的是邹恒甫。网络博客不是法庭。这些网友，随便就呼吁什么公开收入，公开内部文件。人家没必要理会你。这事情，首先就有内部程序。

闹这么大，内部肯定关注了，校长肯定跟张维迎询问了，甚至教育部长也问北大校长了。张维迎认什么不认什么？人家是没必要向你博客上的匿名ID交代。你以为他没向校长党委的什么交代？红头文件就是最好的向公众的交代。红头文件本来就不必要登到网上。这种羞辱，是邹恒甫自找的。网民都是外人，都是蒙面的ID。张维迎那句清者自清，是很有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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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邹恒甫的悲剧根源（被他的学生害惨了）
邹有优点，待人热情，私下场合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公开场合另说），已经有很多人指出来，这里不再多说。但是从邹所爆的张的料来看，仔细一看，却看不出张有“无耻”地方。

例如：1、给EMBA,MBA学员上课，作为商学院的教授，太正常不过，国外哪个商学院教授不要给EMBA,MBA学员上课的？相反，不上课才不正常。

2、EMBA,MBA的高收费是国际惯例（上课的报酬也高），也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常识的制度，这和张没有关系吧。商科教育或者商业性讲座的高收费与律师，咨询师的高收费本质上类似，不过也都是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邹瞧不起商科与咨询行业）。

3、说张没有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文章，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国际一流杂志发文章就是无耻了？也许可以说张的学术水平还不够邹所期望的那么好，但是，作为商学院的院长，他的主要任务不是自己的学术，而是如何搭好台，让比他更有水平的人能唱戏，从这点看，光华做的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引进了近60个海归，有些学术纪录比张好，还有人甚至超过邹自己，说张是武大郎开店，与事实不符。（再说了，邹说他和林义夫三五流，张9流，其他人不入流，那么张总比不入流的好吧？）。

4、爆了很多张原来的经历，包括体改所，牛津的博士的含金量，张找工作困难等等。这些仅仅是个人经历，哪一件是说明了张无耻？找工作挫折就无耻？里边提到“中山郎”一说，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中山狼。其实人品好坏不仅仅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对于担任公职人员也是如此。道德极其高尚的人毕竟是少数，现代社会的好处是，依靠正式制度而非泛道德主义来治理社会。

5、为钱正名，双轨制，国企改革等的评价等，这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张欣赏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的理念，邹欣赏新剑桥加尔布雷斯甚至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邹的哈佛导师是新马代表人物），他们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你能说弗里德曼的人品没有加尔布雷斯高？是不是主张取消最低工资立法的人都很卑鄙无耻？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君子之争，在芝加哥学派与哈佛麻省学派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还没有看到人格的互相攻击。一般来说左派往往以富有同情心自居，试图占领道德制高点，右派比较讲逻辑实证，显得冷血一点。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下，不难猜想那一方更容易得到附和。很遗憾，邹把这些非学术的因素与学术批评混淆一起。

6、在光华的事情上，张希望得到邹的支持（所谓拉票），这是太正常不过，于公，双方都赞成现代经济学教育，提升学术水平，引进先进人才；于私，张也还认为邹是他的朋友（邹不是说一直把张当朋友吗？）。拉票这件事情上，看不出张有何卑鄙。至于光华内部的权力斗争，哪个地方没有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不可怕，就看关键是不是合乎正当，能推动教育与学术发展。邹似乎把自己说成很超脱，不愿意卷入派系斗争，其实，在改革与保守之间，邹难道能骑墙不成？再说，光华的权力斗争最后还是很顾全大局的。

7、至于个人简历上的一些事情，抛除掉前述一些受攻击的内容，或有不妥之词，但也够不上无耻骗子。邹简历上“最为低调的经济学大师”是不是也名副其实呢？

回到6-10公开信事件本身。先不要夹杂任何人品，个人恩怨等东西，就事论事，假定是另外一个人当院长，邹是不是应该受处罚？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光华贡献很大，但是实际是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其实，那么长时间不能履行基本的职责，邹若有自知之明，应该主动提出，把系主任位置让出来，把全职的教席更为非全职。

邹拿全职的工资去干什么，不能成为邹该不该拿全职的理由。如果邹自己的确有不能履行教职的过失，那么刻意地把这个说成是张的报复就有失公允。换个角度讲，如果是有人对邹的这种常年不履行教职表示不满，新院长跟邹关系不错，给邹这样的待遇，那是不是会有人批评这位院长假公济私？慷国家或者光华之慨？

如果认为处罚的程度和程序有问题，这是这事件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如果往好的地方发展，也许会为将来的制度建设做贡献。例如，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不履行教职应该受什么样的惩罚？院长办公会议或者院长有没有这样处罚的权力？处罚的一般程序如何？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国外大学有很多管理经验供借鉴。邹提供了一个个案。邹声称他站出来维护一个普通老师的尊严，但是却没有一点着力于未来的制度建设，很遗憾。

与人大的张鸣事件相比，邹不能相提并论：（1）张鸣自己没有不履行教职的问题，（2）张鸣事件起因是他因为其他人的职称评定不公表示不满，为人担当叫“义”，为学术呐喊叫“公“；但邹是在这两点上都要比张鸣事件逊色。（3）张鸣没有附带人格攻击，没有公开私人邮件，而且事先与校方有沟通，有理有节，而邹却过于冲动。

实际上，从邹6-10公开的材料中看出，光华对他的处理并非他自己所说的“开除”，只是拿掉他的冠名讲席（仍是普通教授，即使解除了普通教授，他也仍然是北大教授）。他把这夸大成开除出北大，给人感觉是有故意博得同情之嫌，尽管实际上也许因为是他太冲动（他也许理解成别人耍了他）。而且，在收到信到公开信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不找人核实，不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至少他自己没有说有这样的努力，没有试过，怎么就知道正常渠道不行？），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不屑于这样做，还是不想这样做。这是双方缺乏沟通的一个不良后果。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糟糕，甚至他早点作7月31日那封公开信里的事情，结果都会好一些。现在纠住光华的声明，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公关部是对外宣传部门，例如对于国务院已经以前已经做出的决定，由新闻办公室发一个公告，也说的过去。光华与张在这件事上事前沟通有缺陷，甚至事后都可以调整协调，但因此而受到那么多谩骂与辱骂是大不公平的。

仔细剖析双方冲突，不难发现：（1）有很多人支持邹是因为以前对张的言论不满。不能因言废人，也不能因人废言。公众做不到这一点，把原来的所有脏水都泼在张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这本来是怪不得邹的，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学者，邹不能秉持公允之心，甚至利用了这点，有意挑起这种偏见。

（2）有一些人支持邹是因为从邹所爆的对张的人身攻击中得到一个张似乎道德败坏，邹似乎高尚伟大这样的印象。这是邹在这件事上的过失。前面已经分析过，从邹所爆的关于张以往言行的料中，得不出张的人品的判断（如果要得出这样的判断，需要相应的证据），而就这件事本身，邹作为当事人之一，由于利益原则，瓜田李下，对张的指责是要打很大折扣的，而且邹也不是道德法官，说谁人品不行就不行。

令人遗憾的是，邹的一些拥护者，在这些事情上表现恶劣。邹讥高调露脸的同行为“新闻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学生刘有光（还有叶**）之流却一步一步把邹推向“八卦经济学家”之列。他们干的是娱记扒粪的角色，帮忙毁坏邹的清誉。这些人没有学到邹优点的十分之一，却把邹的狂扩大了十倍，还不以为耻，可叹。当然，邹自己负主要责任，他这样的方式怎么可能吸引那些理智而又深刻的支持者？而所有被激情蒙蔽心智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加入邹一边，所以，这是一个有偏样本。

（3）刨除这两部分具有先入之见的偏见人士，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中国的学术制度，对双方所做的事业与理念的分歧有不同看法而赞成或反对？其实这一部分人才是社会上对这件事能贡献有价值的评论的人，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可惜，在邹的博克上很难看到，甚至选择性的删贴造成邹的江山一片大好的局面，吸引的都是前两种人。

第三种人中的支持者也会反感这种持续的胡搅蛮缠，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尺度，真正有公德的人是要自觉维护这种尺度的。久而久之，那个博克就成了典型的柠檬市场。为社会贡献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场所之外，毫无其他益处，离邹原先设定的以为能成为传播理念，唤起人们反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初衷渐行渐远。这种结果本是意料之中，邹自己的那种做事方式就注定他的博克的命运。

这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可能跟邹自身的悲剧性性格有关。邹胸怀异志，师出名门，资质聪颖，年少得志，这使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也对别人的要求高。个性中的那种文人气质使他容易被自我所感动，这种悲情意识可以用来写诗（他自己说是用心血写出来的），但是未必合适于处事，尤其是中国目前这种时代。在事业顺利的时候，他会低调，但在有挫折的时候却不会忍辱负重。

当年邹很低调，说武大的中心不过是向海外名校输送了一些留学生而已，今天他却不断搬出同行，前辈对他的高度评价，中国现代经济学受教育第一人俨然变成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第一人，对自己的功绩评价过高。也许他无心邀功，但是急于表白自己（的为人？）却不假。长辈是长期宠着他，晚辈又无法说服他，甚至有便言令色之徒跟随左右；同辈瞧得起的寥寥无几，尤其在国内。种种原因，这件事情上，他选择了一个不顾原则的疯狂的报复方式，自毁清誉，实在可惜。

其实邹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强烈的个人好恶可以使他快意恩仇，但却无法使他保持为人一以贯之（如果换成武大管理学院对他这样，也许他就不会选择目前这种方式）；言行夸张或可鼓舞士气，但有时不免有不实之嫌（邹说一直把张当朋友，似乎很大度，但那有那样攻击朋友的人格的？这个“朋友“当不起啊）。

热情好助使他奖掖后学，但是有时候不免轻诺寡信（低年级学生能听到他许下的许多诺言，但高年级学生或许会有所失望）；他的天马行空的个性可以使他可以转战大江南北，但是却不能安营扎寨（武大的中心前两年后院起火，浙大的实验班已非当初，中大那边平平淡淡，但愿将来的中财不要出问题；而不得不承认张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同事们一道把光华的事业推上轨道）。

没有一个团队，靠遥控怎么可能建立一流研究机构，更何况一心数用？当然，邹不是神，不能对他有过高要求，也不需要对他有过高要求，关键是他自己现在能不能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有人原先极其欣赏和敬重邹，称邹为“怀赤子之心以行不羁”，看了邹的最近博克之后，删去了链接。

邹的言行正使他的原先景仰者逐渐看清邹的局限性，无奈离去，惜哉！痛哉！恒甫心魔不去，终难成大器，惜哉！痛哉！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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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是体制问题。但是查处其中的某贪官，并不矛盾。体制并不是某些人的挡箭牌。

2，特定的职位有其专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违法但是不具有这一基本道德的人当然是不适合的。特别是高校管理者这一重要职位。

3，将邹张跟学术观点差异等挂上钩，是侮辱这个论坛网友的经济学水平和判断能力。

4，如果邹的情况不符合规定，所有教授应该一视同仁，否则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了排除异己的嫌疑的。

5，张给邹的email，是含重要内容的公务信件，里面除了问候之外没有任何私人内容，我不知道某些人如何强称之为“公开私信”。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 ≡ 学术沙龙 ≡ → 『 名家茶坊 』 → [转帖]邹恒甫的悲剧根源（被他的学生害惨了）

如果真仔细看了还看不出张有“无耻”的地方，那我就来帮楼主分析一下什么叫“无耻”，呵呵

1、所谓EMBA、MBA上课，无非是利用北大光华的平台，把各类企业家和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最大的收获大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相互建立，这跟张维迎或厉或吴（还是搞法学的呢）当院长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吗？邹恒甫的“无耻之意”是指，既然收取了EMBA、MBA全国最高额的学费，却不能或不去提供最高水平的商业教育，那就是无耻！因为在华人经济学家里，无论是微观、宏观、计量，还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张从来在任何排名榜上都连鬼影都见不着，既然知道自己不行，就去请更高的牛人来上课嘛（邹在IAS和中财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不就是多请个翻译吗，试问EMBA、MBA愿意和世界大牌教授进行讨论，还是听不入流的学者发表经济“思想观点”，明摆着得嘛？偏偏还自吹自擂，什么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微观经济学第一人，经济改革第第几人......，这样做就配得起高额收入了，这不是欺骗人民群众？不是无耻是什么？

2，如果说到作为光华的院长，张的无耻就更加突出了。厉以宁和吴志攀，那可都是光华董事会和北大校方按照正常程序任命的，张的任命来自北大党委，可光华董事会呢？协调来协调去一直都不情愿任命他。既然张的学术水平不能服众，任职资历也不足以打动光华董事会，这个院长当下去迟早都是会出问题的，难道不按正常程序出任院长的张，以为也可以不按正常程序辞退邹吗？张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体制问题，他拿最爱“直言以谏”的邹开刀，不过是杀鸡敬猴，以封天下人之口！说什么是张引进了近60个海归，好像都是他发的薪俸似的，无论厉以宁或吴志攀，或别的任何人当院长，难道光华都不会再引进海龟了吗？难道海龟拿的不是纳税人的钱，都是张的私房钱？张倒是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一当院长后，在厉和吴时期都干得好好的邹恒甫和周春生，就全辞的辞、走的走呢？当院长的，如果学术九流、管理九流、手段九流，不叫无耻叫什么？

3、张要得到邹的支持（即拉票），这是正常。但如果，邹认为张的水平素质不行，并拒绝之，不也再正常不过吗？毕竟，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多得是，引进比张更好的先进人才嘛！于公，对现代经济学教育，可以提升学术水平；于私，邹从来认为张是他的朋友，拒票这件事上，邹不过直话直说。而张当上院长后，在辞退邹这件事上若说没有打击报复，那可就是无耻之极了？的确，权力斗争不可怕，就看关键是不是合乎正当，那么张当上院长是充分民主和正当的吗？邹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理会谁当选，也讨厌别人找他拉票，不骑墙难道就不能选择“不同流合污”？光华的权力斗争最后的确很顾全大局，只可惜张既做不到“知所进退”，也做不到“包容兼济”，刚上任就把光华给闹成这样，请问是院长责任大，还是教授责任大？“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张全用到书呆子教授身上了，不叫无耻是什么？

4，无需再假定另外一个人当院长，邹是不是应该受处罚了？因为事实已经很清楚明白嘛，无论是厉以宁或吴志攀当院长（张维迎当副院长）期间，邹都没有受到任何院长的惩罚！只有张维迎一上台，就开始折腾整个光华学院，人人都怨声载道。北大校党委当时全力支持张出任院长，可不是让他来发动“秋后算账”的整风运动吧？邹自视甚高和实际贡献是否相符，自有历史和后人评价，何必介意挂心？人家自我激励一下，更有干劲难道不好嘛？毕竟，如今又有几个肯自己掏钱去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光华聘任邹恒甫时难道不知道他无法全职吗？既然聘任之，那么就该合理、尽力任用之，这也正是光华院长的职责所在，否则就是失职失位！为什么清华经管请朱总理当院长、当博导，同时主持国务机要，就能稳健有序？为什么厉和吴当院长，邹办期刊、讲学、推广经济学教育，同时还在世界银行扶贫，也能井井有条？张如果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和智慧，若有自知之明的话，就应该主动把院长位置让出来，不要整天用心思琢磨怎么“杀鸡敬猴”、“唯我独尊”。

在张辞退邹恒甫的人事任免程序上，仍一直有不少疑点有待澄清：

（1）邹恒甫被开除，到底严重违反了他和光华工作协议的具体哪些条款？

（2）教育部2006年才建议，不给本科生授课达两年以上的教授要取消其职称，现在才2007年，即使邹的本科授课课时不够，又是根据哪一条规定辞退他的？如果是研究生授课课时的问题，既然当时允许别人代课完成课时，允许通过办期刊或其它途径替代课时，那么邹就没有什么责任，即使有责任也是有限的和双方的，又依据的是哪一条规定直接辞退他？

（3）开除邹恒甫的院务会议到底是哪一天？为什么张维迎和王亚非，6月12日在第一财经日报说，通过院务会议开除了邹，而在解职声明中，却又说是在6月13日才开的院务会议？能否公开院务会议的记录以正视听？王亚非和国际关系合作部，是否一直担任光华人事任免的主要发言人，她到底是什么角色，她行使的职责和其身份是否相符？

说白了，其实张只要在辞退邹的事件上，按照一个院长的管理职责严格要求自己，把一切做到天衣无缝，即使就算“打击报复”了邹，也不会引起目前这么大的反对声浪。这不仅是双方缺乏沟通的一个不良后果，更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张的人格缺陷和气量狭小。张冒冒失失地就把自己推上了“道德审判”的法庭，他本以为事件的发展会掌控在自己手中，而邹会亦步亦趋的表现出“刺激－反应”的讨价还价态度，但他忘了，邹恒甫在美国十几年的经历，使得他会本能地重视程序正义，并把“陪审团”建立在公众中间，而网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这种角色。因为，绝大多数参与此事件讨论的人士，都与教育界和经济学界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公开的舆论到目前为止，谁受到支持已经很明显。那些没有作声的虽不好判断，但就双方而论，一个是掌握行政资源和权力的北大光华院长，一个是依靠满腔热情和原则的书呆子教授，未公开的那些人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其实就已经在表态支持了。当然，那些凡是已经匿名发表了相关言论的，他们自己的言论就已经明确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就绝不能再以未公开的那部分人的代表自居。否则即是无耻！

的确，单独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人品很难，但当两个人相互PK和比较时，各方的陈述和伦理常识就足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人完美无缺，但这却不足以成为逃避责罚的理由，一个人过去的言论当然会成为大众判断他现在和将来的依据，要么是“优势积累”，要么是“磬竹难书”，而对于公众名人来说，光环的破灭则会带来加倍的负面效应。无论是邹还是张，在走上道德法庭的同时都已选择了面临这一风险。有很多人首先把问题上升到制度问题上，甚至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上，这样是无法得出结论的，“道德审判”则高效和公正的多，因为，网络上道德“陪审团”的建立是自发的。再一次请问，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邹恒甫，厉以宁和吴志攀能容得下，偏偏你张维迎容不下，就因为他拒绝支持你当院长吗？邹可是在张当上院长并辞退他以后才披露“逃票”这一点的，他没有抢票、争票，也没有嘴上说支持，背后却捅刀子，在道德上就无可指责？而张当上院长的过程及其之后的做法，就明显的不厚道了。各色网民的过激心理和言论，也是张在道德上立不住脚，终至“罄竹难书”的必然后果。反之，邹也亦然。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只不过是跟张自身的人格缺陷有关。张和邹一样是农民的子弟，张是黄土坡的陕西农家儿子，但他却没有邹那样的幸运和学术天赋，从他在牛津拿博士学位、到香港名校找教职工作、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评职称，凡是在智慧高度集中的地方都相当的艰难，更不用说在世界和国际上了。如果张愿意去西北大学或其他高校，当然没有任何学术水平问题，这是相对而言的，但张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官僚或者说学术官僚。所谓官僚的特点，就是“专业不出头，只好出风头”，学术官僚则是仍有两把刷子，可以理解高水平学者的观点和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并且务实，张维迎在“双轨制”上的贡献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北大光华这样牛人云集的地方，张出任院长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胸怀来包容“文人相轻”！这在海内外学术界，在经济学界、物理学界，在任何人文社科或自然科学界都是存在的现象，“文人相轻”甚至是学术进步的一个动力之一。

不妨看看那些中外最伟大的“技术官僚”，或者说学术机构的组织管理者，比如说奥本海默、蔡元培等，比如像举世闻名的桑塔费研究所的主任考温，他在六、七个时常面带蔑视表情的不同专业诺贝尔奖得主之间穿插组织，创办和建设复杂科学研究中心，如果没有容忍“文人相轻”的胸怀，就不能做也做不了那个主管的位置。在经济学界里，诺贝尔奖得主互相指责对方不懂经济学都很常见，邹恒甫自称“走狗”，那就让他在现代经济学教育推广的领域里去吠、去咬嘛，作为院长和领导，张维迎只要控制好邹不得“狂犬病”即可，而公众的约束机制也并非不存在。如果张院长连这点管理艺术都没有，自己还偏要跑进“狗”场去踢“狗”和互相撕咬，成何体统？不但无耻，而且无能！张维迎的能力不足，还在于他的学术资历不足以使他获得“世界优秀经济学家”的青睐，他无法像邹恒甫那样为光华请到全球最好的经济学和商学师资力量，如果他始终抱着“管理”而非“服务”的态度当院长，如果再不收敛一下，恐怕光华的发展都难以为继。那些即使现在还仍有一丝同情和维护他的人，最终也只会抛弃他吧。

最后，邹恒甫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书呆子。从武大、北大到中大、浙大和中财，他把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火种撒遍了全国，目的就是要让他所认为的那些“欺骗人民群众”的假土鳖和假海龟无处容身。这样不得罪人才怪，老祖宗的“中庸之道”可不是他一腔热血就能颠覆的。要说邹有私心吗？当然有，这就像任何学者都会在自己创建的理论上毫不羞耻的“抢功夺劳”一样，邹无论在长辈、后辈还是同辈那里，都希望得到“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第一人”的赞誉，而他确实也得到了，这也是他以新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愿和那些在20年后就被人忘掉的经济学者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和私心。邹的言行，无疑会使得真正景仰他的人更加景仰他，还不太了解他的人更加了解他，原先痛恨他的人则愈发痛恨他。邹恒甫的局限性所在，也就是他的普适性所在，正所谓内涵越小则外延越大，君子与伪君子之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