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013年第64辑卷首语抢先读！http://magazine.caixin.com/cs_contents_2012/

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高层也先后表达了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历史经验表明，任何真正的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面临重重阻碍和困难，因此改革既要有坚强且理智的领导人，还要有坚定的目标和方向。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确定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考虑改革的顺序安排、配套关系、逻辑关联以及过渡期的政策选择，精心设计改革方案。这样的改革方案既要能解决短期问题，以此为改革自身开辟道路；同时也要有长远考虑，尽量避免因政治需要而做出随意的制度性安排，避免不慎重的、不严格的、自以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明”，导致“发明”的制度性安排一旦实施，就难以逆转，而且会制造出新的改革阻力。当然，改革方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包括决策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各界人士进行深入的研究，展开广泛的讨论。

回顾90年代的经济改革，改革目标的理论探索和方案设计正是来源于深入的准备，在改革的机会之窗开启的关键时刻，顺序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当年，参与改革的《比较》编委们，就曾以中外经济学家笔谈的方式，相互探讨经济学理论和改革方案设计，为改革提供了思想动力。在新一轮改革即将启动之际，《比较》再次藉此方式邀请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新一轮改革最重要的切入点是什么，如何进行最小一揽子改革配套，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冀推动对改革方略进行科学、冷静、大胆而又理智的思考。

在开篇关于中国下一轮改革的一组文章中，我们邀请了9位国内外经济学家，就改革最重要的切入点是什么，如何进行最小一揽子改革配套，提供他们的意见，这11位经济学家分别是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主编吴敬琏，编委吴晓灵、许成钢，长期从事中国财政问题研究的原世行专家、牛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佩华，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巴里·诺顿的文章言简意赅，对当前中国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站在经济学前沿，他充满善意期许，建议政府从“最可能做的改革承诺，改革后又容易监督，因此政府是可信的”切入新的改革。此后，需要对配套改革进行谨慎细致的长期规划，解决以前改革尚未解决且相互关联的难题集，主要是城市化和公司治理改革；最后，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入手，根据五大标准，在日常经济决策中，稳步推进渐进改革。

主编吴敬琏的文章认为，新的改革不是脱离过去的基础重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于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第一是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包括市场开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等项目；第二是公共领域，包括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反垄断执法等；第三是公民社会建设，即“第三领域”，包括民间组织（NGO）的发展等。政治改革也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施宪政。至于三者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它们应当有重点地进行，还是同步推进，都还有待深入地讨论。虽然下一步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执行都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但是也给人以希望。如果能够克服阻力和障碍，中国将在未来几年中踏上新的改革征程，逐步迈向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目标。

吴晓灵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走出困境和经济成功发展的唯一法宝是尊重市场，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应该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下一轮改革的着眼点放在制度改革上，包括落实公民权力保障，以约束公权力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跳出公有私有之争，发展多种所有制，推动城乡一体化等。

    许成钢讨论的是城镇化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其实都来源分权式威权制和土地国有制，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城镇化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土地国有制改革是一个突破口，其最终目标是土地私人所有，大幅度延长土地租赁期限和扩大租赁权利，建立专业的土地法庭；改革政府功能都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具体步骤。

黄佩华认为，随着中国将城市化作为推动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重建城市财政必须列为政府改革议程的首位。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可以有效地动员和管理提供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城市政府需要通过税收、使用费、拨款获得更为透明和可持续的资源。更大的收入使用权以及透明的和有监管地获取信贷，有助于加强它们的预算约束。重建这一体系的第一步应该是使政府内部财政体系合理化，这种体系应该以与中国的分权化的、日益动态化的社会更好地保持一致的方式分配财政收入和责任。

传统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往往是难以兼顾的，经济体制改革只可能在较长时间里见到促增长的效果。而蔡昉和陆旸的文章认为，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这一领域的改革能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将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产生立竿见影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同时又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魏尚进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金融领域至少需要推进五大项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从经济效率最大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这五项改革的最优顺序应该是，首先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然后推动利率和汇率改革，最后才应该是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然而，一个值得担心的趋势是非经济因素有可能导致实际的改革顺序和最佳的改革顺序相反，因此改革的顺序非常值得考虑，因为不是任何顺序都是能够顺利推进的。

王志浩认为，四大“动态失衡”——对失地农民缺乏保护的城市化、依赖高储蓄发放低息补贴贷款的金融模式、中产阶级兴起和僵化的官僚体制、政府干预主义——曾经促进了增长，但现在却破坏了经济价值，加大了发生危机的风险。必须通过改革将这些动态失衡转变为动态积极因素。对于如何推进成功的改革，王志浩提出了五大原则和五个具体的领域。

田国强认为，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和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这个政府必须是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而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兼容的。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基本都是由于没有弄清和遵循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内在逻辑关系。因此，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

“转轨经济栏目”中，科尔奈研究了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的承诺问题：信守承诺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违背承诺？大量的背信弃义会产生什么后果？他把承诺分为5种基本的类型，并以匈牙利为例，详细分析了违反承诺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诺进行了比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不用做出承诺的，上级机构通过直接向下属机构下达命令从而做出纵向协调，只须令出必行。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根据买卖双方自愿缔结私人合同进行横向协调。当然，履行私人合同，遵守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做出的承诺只是各种协调过程中的一种，但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削弱私人合同声誉的人，也会危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威信。

青木昌彦的文章提出了运用制度的博弈理论和内生论，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经济发展的制度轨迹及其历史渊源。他简要描述了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从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马尔萨斯阶段，逐渐发展到后马尔萨斯阶段，再到库茨涅茨阶段，最后到公司经济阶段。然后，比较分析了三个经济体在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自所采取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政治国家和社会规范的不同组合，文章以中国清朝、日本德川时期以及朝鲜李朝的农业税征收为例，分析了这三个经济体各自特有的国家和社会规范组合，并说明了这三个经济体在向现代的公司经济转型中，国家形态和社会规范的组合如何以路径依赖的方式转变。青木还指出，东亚经济目前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度安排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每个东亚经济体必须面对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四年，但是对危机的反思和监管依然在继续。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卡塔琳娜·皮斯托，结合这次危机，提出了一个新的金融理论：金融的法律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论点是，金融是依法律构建的等级化混合体系；在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法律相对更有弹性，而在金融体系的外围部分，法律更缺乏弹性。传统观点认为，不会随意更改的可信承诺有助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而皮斯托则认为，由于奈特所谓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及流动性约束，导致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不可更改的承诺往往会在危机时期加速金融体系的崩溃。因此，未来的金融监管承认金融工具、中介机构和市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承认法律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放大这些相互依存关系；法律和合同承诺应该考虑不确定的未来，并据此做出调整。

    证监会市场部王娴根据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的报告《降低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部门的角色》及相关文献，概述了证券监管部门在危机后如何把信息披露等传统监管措施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结合起来，加强与宏观审慎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监测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