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手稿》的出版①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想提请《思想》杂志的读者注意这件大事。
　　首先，这是著作界和评论界的大事。在这以前，法语读者只能通过科斯特出版社的译本(莫里多尔译，《哲学文集》第六卷)阅读《1844年手稿》。那是一个漏洞百出、谬误丛生的节译本，凡不得不使用那个译本的人都有切身的休会，它不能真正作为研究的工具。现在，全靠艾？波蒂热利的帮助，我们有了一个新版本(这是最新的版本，因为波蒂热利使用了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向他提供的关于解释和勘误的最新材料)，他的巨大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个版本的特点是译文严谨细密，编排合理(按MEGA原文版编排)，并附有注释。我还要指出它在理论上的可靠(只有在译者不单是一名翻译的情况下，即在译者不仅能吃透作者的原意、而且还熟悉作者生活的观念环境和历史环境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一个好的译本，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其次，这在理论界也是件大事。我们面对的这部著作，在三十年来攻击和保卫马克思的论战中，曾经起过头等重要的作用。波蒂热利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大论战中论敌双方的阵营。这郑重要著作之所以风靡一时，开始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最早的出版人兰茨胡特和迈耶尔)的捧场，接着是由于唯灵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家的捧场；但是，正如人们所能想象的，这些人的思想出发点同认识马克思，甚至同简单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他们看来，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使人们可以从伦理学，人本学(二者是一回事)的观点，乃至从宗教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客观”地评价《资本论》，这部著作无非是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种直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而《1844年手稿》，特别是其中异化、人道主义，人的社会本质等概念，则是这种直观的主要哲学表述。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者很晚才开始作山反应，而且他们的反应往往与他们的恐惧和急躁成正比：他们往往喜欢全盘地肯定马克思，并接过他们论敌的论点去为《资本论》辩护，从而过分地抬高了《1844年手稿》的理论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波蒂热利提出了一些出色的见解(第9页，第39页)。他要求确定一个全新的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一个不同于简单地把前后概念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第10页)，而这个要求是任何严肃的评论家所不能回避的。既然《1844年手稿》成了战斗的论据，争执的口实和防守的堡垒，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用确有把握的方法去加以论证：即把手稿当作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看待，它同思想发展的其他各阶段一样，虽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但也确定了一个不可变更的、独特的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蒂热利这个无懈可击的译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双重的理论意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转变，而且它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一个运用和验证其方法的最好机会。
　　最后，我还要指出，译文前面有一篇介绍历史和理论背景的重要前言，它不仅使我们能立即抓住主要问题，并且阐明了这些问题的地位和意义。
　　与马克思早先的著作相比较，《1844年手稿》有什么特点呢？它有什么真正的机关报东西呢？问题的答案在于以下的事实：《手稿》是马克思接触了政治经济学的结果。固然，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他“不得不”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这并不是第一次(例如，早在1842年，关于盗窃林木的问题就涉及到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全部情况；又如，同样在1842年，关于书报检查令和出版自由的文章涉及到“工业”的现实，等等)；不过，以前他所接触的经济学，只是由政治辩论而涉及到的一些经济问题。总之，他并没有直接触及政治经济学，而只是接触到某种经济政策的某些后果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某些经济条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了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恩格斯对英国的“天才的描述”为马克思开辟了道路。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不得不在政治范围之外去寻找在政治范围内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理由，这就促使他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不看到这是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接触，《手稿》就很难被理解了。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时间(1844年2月至5月)是个关键，他那时着重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李嘉图)，作了大量的笔记，这在《手稿》里可以找到痕迹(《手稿》的第一部分有大段大段的引文)。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要确认一项事实，但是，就在他确认这一事实的同时，他发现这个事实竟没有任何根据，至少在他阅读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根据，他发现这一事实竟是悬空的，它没有自己的本原。因此，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接触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据。
　　马克思何以得出了政治经济学缺乏根据的信念呢，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了为政治经济学所承认、记录，接受甚至加以美化的矛盾，特别是研究了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与现代世界中出现少数人暴富(政治经济学对此表示庆贺)相对立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恰好打中了这门论据贫乏但又一味乐观的科学的要害和弱点。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耻辱，而马克思正是要通过给政治经济学提供它所缺乏的本原来洗雪这个耻辱，这个本原将既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澄清又是对它的判决。
　　这里，《手稿》露出了它的另一个面目：哲学。波蒂热利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当然，这不是随便什么哲学，而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全部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所建立的哲学(波蒂热利叙述了这一哲学的主要阶段：开始是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比较接近康德和费希特，而不十分接近黑格尔；接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经过同政治经济学的这次接触而得到了修改，纠正和扩展的哲学。但总的说来，这种哲学依旧带有费尔巴哈总问题的深刻烙印(波蒂热利，第39页)，并且始终为是否从费尔巴哈倒退到黑格尔那里去而犹豫不决。正是这一哲学从一个关键的概念出发，即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从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我们在这里才真正处于问题的中心，并且很容易受从唯心主义到轻率的唯物主义的各种诱惑……因为，乍看起来，我们是站在熟悉的土地上，我想说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制，资本、货币、分工，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者的解放，以及劳动者的未来——人道主义等许多熟悉的概念。我们在《资本论》里将可以找到所有这些范畴，或几乎所有这些范畴；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的草图。这幅草图虽然已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完全画好。油画家们就有这样的画作；由于它们是在灵感奔放时的神来之笔，它们往往比完成了的作品更加宏伟。《手稿》的引人入胜，它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波蒂热利正确地谈到了《手稿》“严谨的推理”和“不可动摇的逻辑”)，它的严肃可靠的辩证法，都有这种宏伟的气势。不过，我们在《手稿》中也还看到信念的存在，看到逻辑和推理赋予概念的含义，以及这种逻辑和推理本身的含义，即依然是哲学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对任何严格的推理和任何辩证法说来，它们的价值无非就是它们所服务的和说明的那个含义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并作出逐字逐句的解释。必须考察异化劳动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论地位和理论作用；研究这一概念的范围；承认这一概念确实起到了马克思当时赋予它的作用，即原始基础的作用；但是，它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总之，我们必须在这些必定要改变含义的术语中，发现使它们仍旧受哲学束缚的含义，因为哲学对它们还施加着最后的权威。我不打算随意提早作山这种推论，但我几乎耍说，在这方面，即在哲学对即将成为绝对独立的内容的绝对统治方面，离马克思最远的马克思正是离马克思最近的马克思，即最接近转变的那个马克思。马克思在同过去决裂以前和为了完成这一决裂，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
　　波蒂热利的前言使我们接触到这些问题的中心。我认为，波蒂热利考察异化劳动的理论地位的有关段落写得最出色，他把《手稿》中的经济概念同《资本论》中的经济概念作了比较，并提出了马克思于1844年所接触的政治经济学在当时具有什么理论性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现象学”(第41页)，我觉得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它与以下的事实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这里原封不动地把政治经济学接受了下来(第67页)，丝毫没有触动政治经济学各个概念的内容和体系。触动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是马克思后来的事情。因为正是经济学的这种“抽象”才使另一种“抽象”，即哲学的“抽象”成为可能，而哲学的“抽象”则被用来为前一种“抽象”奠定基础。所以，如果承认了在《手稿》中起作用的那种哲学，我们势必就回到了我们的起点，即回到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那次接触，同时迫使我们提出以下的问题：马克思透过这种经济学所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现实？是经济学本身，还是同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可分割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也就是象上面所说的，是一种“现象学”？
　　最后，我还补充一点意见。某些人或许对我的这种解释感到困惑，但这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搞混淆了(应该承认，这是我们当代人所难免的，因为他们过去—直不必分清这些不同的作用)。波蒂热利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困难，并勇敢地迎接了这个困难，他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标志着马克思已经拥护无产阶级的事业，拥护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业已制订。”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和从理论角度去阅读。例如《论犹太人问题》在政治上是一篇主张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文章。但同时，这又是一篇“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的文章。因此，从理论上讲，它同马克思后来的著作是不能相比拟的，只有这些后来的著作才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说明了1843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而马克思参加的这一共产主义运动，早在这些著作产生前，已经独立地成为真正的运动。何况，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可以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避免受到政治的诱惑而把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同他的政治立场混淆起来，或用政治立场为理论立场作辩护，作出这个区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这个区分，我们立即就面对着波蒂热利所规定的要求。我们应该设计出“另一种方法”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解释他思想的各个“时期”、“阶段”和“时段”，总之，解释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即要说明这个过程是一种奇异的辩证法，而《手稿》显然是这种辩证法中间的一个最奇异的插曲。马克思生前从没有发表过这些《手稿》；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手稿》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在马克思最后转变成为马克思的时候，在他实行既是最后一个又是第一个彻底转变的时候，他的既是胜利的又是失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