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打破平等享有公共利益的障碍

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与户口挂钩的福利供给。

"非转农"热潮并非反常,反映出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选择,和与户籍挂钩的土地收益的现实含金量。

"非转农"也遭遇了制度空白,反映出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瓶颈。"农转非"有制度的支持,"非转农"同样需要制度的支持。

"非转农"因其牵涉的利益众多,问题接踵而至,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的利益之争等。此种情况下,各地乃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这些实践,对下一步户籍改革提供了借鉴。









<21世纪>:浙江一些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户口的二元结构没有得到真正化解的时候,城乡二元结构却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党国英: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对利益的获得有很大差别,具体到这个事件,主要说的是利益分配的差别,这种差别给人造成伤害。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共财政所提供的最基本的福利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些原来户籍在城市的居民,在利益的驱使下希望转为农村户口这是很正常的。

<21世纪>:这对我们的户籍改革有什么样的启示?

党国英:面对强烈的呼声,台州的地方政府和集体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接受了要求"非转农"的人要求,应该肯定。

户籍成为了人平等享受公共利益的障碍,所以,才有更多的人开始指责这个制度的设计。

首先,户籍和土地收益以及其它的福利待遇应该脱钩,不然要影响城市化。但是,在城市进行户籍放开的时候还是需要设定一定的门槛,比如,要求在城市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而且并不一定说要给予每个新进来的居民以同等的福利待遇。

其次,我还是坚持要将更大的户籍改革主动权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去竞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出适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户籍改革路径和步骤。户籍的问题更多时候是通过地方政府的推动来得到解决。

<21世纪>:在台州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土地收益实际上是有当地的居民在享有,只是享有的前提是与户籍挂钩。

党国英:在土地方面,国家在保持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可以对于建设用地实行更大程度的放开,如果有些地方的土地收益过高的话,那就可以通过税收的政策进行调节,但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

这样才能为户籍改革的推进营造好的环境。

<21世纪>:如何看待户籍门槛与迁徙自由之间的关系?

党国英:在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存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的差异。在当前的国情下,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少数农村接受一小部分城市居民,同时一小部分城市接受小部分农民。

城市设定一定的门槛是对的,要是你没有更多的实力在城市里获得更多的收入,无法具有固定居所,那你就只好到另外的小城市去了,这样的话,一些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的企业,也只好搬迁到一些劳动力比较充足的中小城市,这样实现多层次的发展。

而更多的城市都是希望发展各种产业来提高实力,而同时又不想给劳动力以城市市民的福利,这是有问题的。浙江台州当地的做法是比较灵活的,也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21世纪>:如果地方上选择户籍改革路径,可能会带来政策不能衔接的问题,之前本报报道过的周靖现象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党国英:有些基本的权利,国家应该用法律来规定,这个是任何地方进行户籍改革要坚持的一个前提。

在明确方向的情况下,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这也是在现实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各个地方政府和集体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变通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