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一项政策，实施一项改革，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建立普遍的赞同是不可或缺的基础。19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出现“滞胀”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理智的来看，这并不是一项符合大多数选民意愿的改革。那么，这项改革是如何在竞选中胜出，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乃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呢？这其中，建立赞同的“智慧”值得深思。

新自由主义自产生起，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新自由主义对拯救陷入泥淖的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由停滞不前、死气沉沉又一次变得充满活力。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本质，以及整个社会由此产生的深刻变化，不得不说，这是一项旨在“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计划”。普通民众作为选民的主体，同时也是将要为这项政策的推行做出牺牲的对象。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将手中的选票投给自己，成为了当时欧美政治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卫·哈维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第二章《建立赞同》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建立赞同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是借助强力，二是通过某些积极的文化方面的方式。借助强力建立赞同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依靠军事或者财政政策等强制力量。例如智利在“小911”政变之后，在美国的强制和一些以“芝加哥帮”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的帮助下，成为了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试验品。二是通过一些强制性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民众作为信息和知识掌握方面的弱者，很容易受到政治领袖某些强制性言论的诱导。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一贯主张的“没有别的选择”，普通民众很容易就对这种“选择”产生宿命论似的认同。

然而，强制性的手段毕竟效果有限，意识形态方面潜移默化的灌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大卫·哈维所说“政治披上了’文化的伪装’就变得不可解决了”。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诱导，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欣然接受了将使他们状况变糟的政策建议，并对它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深表感激，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带有些讽刺意味，但直到现在，它仍然真实的发生于我们的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灌输方式有很多种，但其中最有力量的两种方式无疑是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宣传。

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往往会对政策的制定和人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研究者往往能更冷静的分析社会现状，一阵见血的指出社会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中立的，客观的，理智的，因而他们的意见也往往被尊重和采纳。因此，若学者的声音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其后果可想而知。在新自由主义谋求建立赞同的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财富500强中名列前茅的公司为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供了近半数的研究资金。于是，国家经济研究局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集散地”也不足为奇，由于和学界有密切的接触，新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透入一些主流研究性大学的经济院系和商学院中。而大学又一直被认为是思想最先进活跃的地方，也是培养未来国家建设者的地方，一旦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它繁茂的枝叶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向整个社会伸展。

如果说学者的研究是思想观念产生的方式，那么媒体则是思想交流碰撞的平台，也是普通民众了解政策的途径和方式。媒体本应客观的反映事实，让人们全面了解一件事情的利弊，从而帮助人们做出自己理智的判断，但媒体如果一旦具有了某种价值导向，将会对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媒体是研究成果传播的途径之一，一旦这些成果不能客观的反应事实，人们对事件本身的了解和认识也自然会被误导。另一方面，一些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作为规模较大的私有企业，无疑将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受益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他们自然要为奠定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尽一份力。纽约发生财政危机时，《纽约时报》以“福特对我们说：去死吧”为头条标题，支持福特ZF拒绝帮助纽约时报，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预演。这种极具偏向性和煽动性的新闻报道，将人们内心的天平毫无疑问的拨到了新自由主义一边。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牢牢的把握住了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两个环节，加之被冠以“自由”的光环，普通民众怎么可能不被它所误导和迷惑呢？反观当今的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随着网络的普及，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但是，谁又能保证我们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真实而客观的呢？一方面，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吸引眼球、获得高点击率和大影响力为目标，或是捕风捉影，或是夸大其词，丧失了新闻应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一些新闻媒体成为了ZF或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口舌，为了某些政策的推行或是利润的获取而对人们进行价值取向的诱导。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过于弱小，很难获取全面的信息，只能接受泥沙俱下的新闻消息的狂轰滥炸。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颗时刻冷静并充满质疑精神的心，力求对社会事件做出客观的判断。

借助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灌输两种手段，新自由主义的“春风”吹遍了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一个“劫贫济富”的计划铺平了道路。赞同的建立对新自由主义的顺利推行功不可没，其中的“智慧”也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