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BR>用实验来检验某个假说是否“为真”，或者用实验来推论一个“理论”，或者用实验来推翻某个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个“常识”，这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BR>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比萨斜塔的故事，伽利略认为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一高度自由落下，二者应该同时落地，为了证明这一假说，他到比萨斜塔上做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支持他的这个假说。有了实验结果的支持，我们就可以称某个假说为“科学原理”了。<BR>要用实验检验某一要素对结果的影响，必须排除其它要素的干扰（比萨斜塔不是很高，空气的阻力影响被忽略不计了。当然后世的科学家并不满足这种近似，他们一定还要在真空的环境中重复伽利略的实验，以排除空气阻力的影响）。<BR>并不是什么实验都可以做出来，因为实验的条件可能做不到，于是就有所谓的思想实验，比如爱因斯坦假设一个人保持和光一样的速度，这个人看见的光是什么样子的？<BR>经济学家常常做这种思想实验。<BR>经济学家周其仁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当我们面对一个堆满了私家日用杂物、被攫取得面目全非的‘公共过道’时，我们首先要把问题提得对头。我们到底要改革什么？是改革公共过道的公共性质，还是改革公共过道被攫取的状态？我的一个发现是，真正死命反对改革公共过道的，常常是那些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他们‘捍卫’公共过道的‘公有制性质’，是因为他们从如此名义上的‘公共过道’里可以攫取最大的、由国家和人民承担成本的私人利益。”<BR>周其仁的实验告诉我们，死命反对公共过道改制的人，一定是掠夺公共过道最多的那个邻居。这个结论自然不错。但周其仁必须说清楚，这个实验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周其仁实验的边界条件是：假设改革的程序是公平的。在这个边界条件下，死命反对改革的人一定是过道公有状态下那些“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BR>我们同样用公共过道来做实验，边界条件不同，结论可以完全不同。现在我们来变换一下边界条件。<BR>第一种变换，假设使用公共过道的各位邻居原来是相同的，经过改革以后，其中有一个邻居张三成了过道的股东、所有者；而过道股份所代表的财富远远超过了改制以前张三所有的财富总和（推论：张三没有支付相应的代价，过道就成为张三的私有财产了。这个结果与大多数国企改制的结果相同）。这时“死命反对”这种改革的人是谁？是全体其他没有成为过道股东的居民。<BR>周其仁要将公共过道私有化，就必须让全体住户都有获得过道私有产权的机会，设立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人人都可以参与公平竞争，这叫改革的合法性（包产到户就具有这种合法性，因而即使法律没有规定，包产到户依然有合法性）。如果采取出价高者得的标准来决定公共过道的所有权归属，张三要成为过道的所有者，就必须按市价支付代价。这叫做改革符合市场规律。科斯说，只有合法或符合市场规律的产权界定才有意义。<BR>如果周其仁所居住的小区公共部分的产权稀里糊涂地一夜之间归了“管理层”或者什么其他个人所有，恐怕周其仁也会“死命反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改革”。根据科斯所说，不合法、违背市场原则的产权界定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正是包括周其仁在内的全体居民会“死命反对这种改革”。<BR>同是一个过道的改革，不同的边界条件有不同的反对者，经济学家应该区分这两种反对，弄清产生这两种反对的条件，搞清楚过道改革遭遇的反对到底是哪一类反对。而不是将一切反对者都说成是“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BR>边界条件还可以变换。假如在公共状态下的“那些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在通过改制以后成为了过道的所有者（正是这些有机会通过改制莫名其妙成为股东的人才有同样的机会在公共状态下成为“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那么他们绝不会“死命反对”改革；相反，他们会“死命”推动改革。因为改革可以使将他们的非法攫取转变为合法拥有。除了一心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以外，还有谁在“死命”推动国企改制？宁可把国企搞垮也要推动国企改制的人，竟然全部是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全部是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这些人才是“改制”的真正受益人。<BR>有人说，明知道改革过程不合理也要推动改革，美其名曰“无可奈何的让步”。这种人无异是说愿意将他们的公共过道送给某个张三私有。这种“经济学家”应该先把自己家门口的公共过道送出去以后再来“指导改革”。<BR><BR>同一个公共过道的实验，不同的边界条件，结果完全不同。在有的条件下，“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会死命反对改革；在另外的条件下，全体居民会死命反对改革；而在又一个条件下，“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不仅不反对改革，而且死命推动改革。周其仁要用一个公共过道实验向我们推广其中的一个结论，并让我们相信这是这个实验的唯一结论。<BR>周其仁说错了，错在没有掌握好实验的边界条件，没有理解边界条件变化了，实验结果会完全不同。<BR>关键是问题要提得对头，这句话周其仁说对了。可惜周其仁恰恰将问题提错了。“公共过道被占用了，谁会‘死命反对’改革公共过道？”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据条件不同，谁都有可能。<BR>实验做错了，结果有可能非常糟糕。“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反对的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是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改革；全体居民反对的改革是错误的改革，是应该放弃错误的改革。如果我们把实验做错了，以为一切反对都是来自“最肆无忌惮的攫取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坚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