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我们在改革开发初期创造的经济概念，现在通常被理解为代指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争从未偃旗息鼓，而且到了短兵相接的历史关头。那么一种制度的优劣，我们可能更多着眼于政治或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常常说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平等、消灭了剥削制度，而资本主义体现了自由竞争、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性，两种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所以往往让人莫衷一是。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重要的作用是可以通过经济学模型或理论，为它的制度先进性做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本质，但是这样的结论，似乎更多的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哲学思辨，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认识。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或者说作为一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它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包括数理科学在内的体系框架，所以看上去，往往让人产生科学性很强的错觉，一个喜欢数理的经济系学生，更容易受到表面现象的蛊惑，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坎坷和波折，加深了这样的误解。

资本主义经济，也称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很重要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边际分析，用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国内有个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我们怎么看这个制度是不是更有效率呢？就是看它的投入产出，谁的投入产出大，社会资源就要分配给谁使用，这个投入产出，实际上就是边际分析的方式。国内还有一位为剥削制度做公开辩护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他的周围聚拢着一大批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内经济学家，他早年曾写过一本专著，择优分配原理，用数学方式论证资本主义是怎么做到效率最大化的，很被国内学术界推崇，用的也是边际分析的逻辑，所以他很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呢？因为马克思不懂边际分析。

至此我们知道了资本家的逻辑，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因为资本家掌握了边际分析，无产阶级之所以饥寒交迫，是因为他们不懂边际分析，所以才不得不接受掌握了边际分析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那么边际分析到底是何种利器呢？

边际分析被誉为当代经济学的革命性利器。有关定义指出，边际分析即边际分析法，是把追加的支出和追加的收入相比较，二者相等时为临界点，也就是投入的资金所得到的利益与输出损失相等时的点。如果组织的目标是取得最大利润，那么当追加的收入和追加的支出相等时，这一目标就能达到。如果您觉得这个答案不是很直接，那么我们就来个干脆的，边际分析就是帮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而资本主义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好，我们就算是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问题在于利润最大化，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吗？我们来看看茅于轼在他的著名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所给出的实例分析和论证。书中举了个例子，甲乙两块土地，土质不同，但是都产粮，都需要施肥，我们的目标就是如何在两块土地上合理分配化肥，从而使总体粮食产量最高。由于存在土地肥力递减，那么每块土地的边际收益都是随着化肥的增加，产量逐渐减少。茅于轼用边际分析的方式给出了他的数学证明，就是当每块土地上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时候，总体的粮食产量最高，否则就是意味着化肥的分配需要继续优化，总体产量还未达到最高。那么我们把化肥看成是生产投入，把粮食看成是产出，那么很显然，在拥有一定量的化肥的生产条件下，我们只有当边际收益相等时，也就是在同等利润率前提下，我们的社会总产量才能最高。那么资本主义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了社会利润率的同一化，所以资本主义理所当然的就是实现了社会财富最大化。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理论证明。实际上这个方法应该算是投入产出分析，西方经济学把边际分析引入到投入产出分析中，建立了多种生产函数，其理论基础就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而瓦尔拉斯就是边际效用论的提出者。

看上去很美，至少在数学论证上，我们看不出资本主义制度有什么缺陷，因此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学者一直都在不断的鼓吹市场经济的效率化，并且欺骗了我们几百年。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谬论，这个谬论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今天，还有如此多的人理直气壮的为剥削制度叫好。

实际上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没有本质联系，所以我们当然不能通过利润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有关利润，西方经济学给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解释，但是这个上世界真正揭示出利润本质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并且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积累，资本家用于投资，实现了扩大再生产。这里剩余价值实际上就是利润。由此可见，利润从它的社会意义上说，它实际是为社会积累服务的，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会有投资，经济就不会有任何发展。储蓄也是可以用于投资的，储蓄会带来利率收入，但是利率收入不过是利润的一种转化形式，是金融资本家瓜分的利润，本质上就是利润。

因为利润是社会对积累的要求，所以利润率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积累程度，积累程度高，固然经济增长的潜力高，但是绝对不是代表社会财富总量的最大。利润率高，说明这个社会筹资的效率高，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很大的资本，但是不等于说社会财富被真实增长了。在茅于轼的那个例子中，他实际上是指物质财富的真实增长，那么现实社会中，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的增长，这种增长是资本意义上的，代表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和物质增长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们举个例子，资本家雇佣工人一年生产了150双鞋子，工人拿走100双，资本家拿走50双，资本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自己把50双鞋子消费掉，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物质没有任何增长，但是在投入产出分析中，我们得出企业年利润率50%这个结论；另一个选择是资本家把50双鞋子拿来投资，那么这个时候经济是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不一定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增长，它实际上主要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增长，也就是增长到那些容易实现高积累的产业中去。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投入到鞋子产业中去，因为这个年利润率是50%，那么我们投入100双鞋子，年底就变成了150双鞋子，这个时候的年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是一致的，都是50%。资本家把归于自己的50双鞋子，自己不花，用于雇佣新的工人，再生产出更多的鞋子，那么生产出来的鞋子，社会共享，资本主义说这个就是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其实大谬不然啊！

为什么利润最大化不能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什么样的资源分配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呢？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假设这个社会是由若干不同的小社会组成的，每一个小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些产品包括鞋子、汽车等等，如果这个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为50%，那么我们就需要所有小社会也保持同步，原则上所有产品都要和这个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增长，我们常常说的可持续增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要保持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后个别企业的利润率就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所有产业的资本积累程度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鞋子工业投入100双鞋子，年底我们就会收获到150双鞋子，但是我们在汽车工业投入100台汽车，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出来150台汽车，它只是我们投入100台汽车的成本，带来了150辆汽车的收入而已。那么这个时候的汽车产业，由于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率50%，所以成本极高，产量极低，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投入到鞋子工业上面去，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明显不足。那么这个时期，即便是我们的社会有着极高的利润率水平，即便是这个社会由于竞争实现了利润率的同一化，但是这个时候的社会资源分配也一定是畸形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我们实现的仅仅是利润最大化。

所以我们看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它在企业的利润率方面维持了社会的平衡，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是一致的，但是在物质财富的增长方面是不平衡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极其不一致，社会资源分配严重倾斜，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周而复始，让企业破产，重新建立起社会平衡。那么为什么我们投入100个鞋子，可以变成150个鞋子，而投入100台汽车，就变不出来150台汽车呢？因为这个鞋子的生产，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固定资产比重很低，这样的产业，我们想要多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简单，只要我们人为的压低劳动者工资，提高整个社会的积累程度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汽车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度很高的产业，发展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力投入的问题，它根本就变不出这么多东西，即使我们把劳动者的工资压到更低，也就是我们把积累率提到更高，它在硬件上也不可能具备这种快速增长的能力。

资本主义的效率最大化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假想，它假设企业利润都可以作为投资，并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实际增长，但是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的致命缺陷，它的增长伴随了极大的增长不平衡性。它把整个社会的积累部分，都集中在了低水平的、能够支持产业快速扩张的产业上面，比如说鞋子工业，但是这个社会发展根本不是仅仅依靠鞋子就可以完成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叫做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这种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大机器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基础上的社会，后者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这个矛盾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它的消极一面被它的积极一面所掩盖了，但是资本主义越发展，矛盾就会越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和混乱，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广泛利用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的手段，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实施的准则。

我们很多的人完全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包括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盲目崇拜自由化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他们把鞋子工业和汽车工业放在一起考察，把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放在一起考察，质疑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他们要求我们的汽车工业追求与鞋子工业一样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但是他们完全不懂，如果我们的汽车工业实现了和鞋子工业一样的利润率，我们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买得起汽车？我们今天10万一辆的汽车，如果卖到50万元一辆，中国老百姓还买得起吗？

至此我们知道，所谓的效率化最大化一定是在整个社会实现平衡发展条件下的，单纯依靠提高社会积累程度或者说利润率，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平衡的，我们得到的最大化其实只是数字游戏。利润的作用既可以是实现社会积累，用于新建和扩建项目的建设；利润的作用也可以是均衡市场价格，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导社会资源的分配。前者是它的积极和进步的一面，后者是消极和落后一面。那么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所有的积累原则上都是企业利润实现的，不允许有政府行为出现，所以它的资源分配也是由利润引导的，它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不协调的。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资本的积累过程，由于每个国家积累的程度不同，所以广泛形成了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分工格局，那么有的国家人均工资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前辈为他们这一代人做过很高的积累。积累实际上也是一柄双刃剑，因为积累高，经济增长就快，未来的社会收益就高，但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当代工人阶级要勒紧腰带过苦日子。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我们工人阶级要为这个社会做多大的积累呢？

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工人师傅制造了100双鞋子，然后要向国家上税，在中国增值税一项，就是17%，加上其它的杂税，以目前中国情形，大约是30%左右。其次是企业利润部分，我们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年利率大约是7%，那么企业利润率至少也要在10%以上，实际上民企应该更高。两项加在一起至少有40%，留下不足60双鞋子，我们按60双计算，这个是我们的名义工资。这里面我们要交养老保险金，个人交工资总额8%，单位交20%，算起来就是17双鞋子，这部分被社会用于统筹了，也就是花了，你自己未来的部分，后人为你统筹，这个时候我们剩下了43双鞋子，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中，平均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用于住房支出，以一个二线城市房价6000元/平方米考察，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属于地方预算外收入，大约有10双鞋子被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金形式拿走了，实际上剩下的就是33双鞋子。我们再来看积累部分，我们为国家上交的税用于财政支出，那么一般来说，财政支出有30%是政府开支，也就是支撑各级机构和组织运转的，剩下来的就是用于民生和社会发展，这里面有不少逐步走向了产业化，所以算做积累，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电信等等。我们把财政支出区分成日常开支、公共建设、产业化三部分，为简化期起见，我们各部分都算成三分之一，最后这部分也就是10双鞋子计入积累， 另外我们老百姓储蓄率大约是50%，我们可支配的43双鞋子中约有21双鞋子可用于积累，加上企业利润10双鞋子，养老保险17双鞋子， 地方土地收入10双鞋子，一共有68双鞋子我们可以用于积累。这部分用于积累的部分，我们首先要存入银行，以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的数字，全国银行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比是68%，也就是我们存款中平均有32%没有花出去，央行有个存款准备金制度，另外还有超额存款准备金制度，不管商业银行主观上也好、客观上也好，这个商业银行花不出去的部分，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的方式消化掉。发行的基础货币，央行用外汇占款对冲。它说明我们原来有100双鞋子，但是实际上我们有68%×32%，大约22%的部分是不能用的，这个22双鞋子被央行拿走了，借给美国人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美元储备。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的100元只相当于原本的78元的购买力，我们的名义上剩下的33双鞋子，实际上只有26双。

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很快，这个也说明我们国家的积累程度很高。100双鞋子，劳动者名下只有26双，即使我们把养老金统筹部分算到自己名下，17双×78%，约13双，政府支出和公共开支用去20双×78%，约16双，剩下的45双鞋子，则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不在劳动者名义下的社会积累。那么这么多的积累，我们大部分都是通过政府税收、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政府债务、存款准备金等实现的，它比企业利润部分对社会积累的贡献更大，是国家用来平衡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力量。从本例的分析来看，45双鞋子中，只有10双×78%，约8双是由企业利润贡献的。我们如果要推行自由市场化经济体制，并且我们依然需要保持高积累下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就需要让所有的社会名义下的积累，全部转化为由企业的利润产生，这时候的企业利润将比过去高出好几倍。由于政府不能主导资源分配，由于国有制企业的退出，那么这些社会名义下的积累理所当然的统统归入了私人资本的手里。这么多的财富都落到中国资本家的手里，别说是未来中国工人阶级分不到，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性，最终的积累也无法成就经济的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用来保证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它不过是碰巧在资本发展的原始阶段，以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完成了资本的高积累，它不会也不可能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到了重新评价和认识市场经济的时候了。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