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和实践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南京大学 洪银兴

 

 

 

 

 

 

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新时代的意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当代实际的结合，并且吸收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成果。其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具有指导经济建设的科学性。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指导地位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被边缘化的问题多多少少存在担忧，特别是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

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没有被削弱。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相应的进程已经和不断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指导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希望的在规范化、标准化的市场制度范式（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推进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开辟道路的。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学界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和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理论，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取得报酬的理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尽管这些理论是在党中央的相关决定中确认的，但不可否认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共同努力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在我国保持了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说到底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本质。这同时也提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在发展和创新中得到坚持。马克思在100多年以前建立的经济学，没有发展，无论如何无法解释今天的现实。同样对我们今天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来说，只是用100多年前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和观点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话，只能是发现理论与实际的不相符合。由此产生的态度：要么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要么批判现实。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面向实践中的发展中的中国实际。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当年预见的社会主义有很大距离。因此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作出科学的分析。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还是当代人类文明成果都是创新的源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地位，不能忽视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的作用。中国改革和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新现象，以及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对理论提出强烈需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能默守教条，需要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现象新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应该当建设者，不是当批判家，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建设性意见，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如果像现实中有些人不是当建设者，而是当批判家，用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教条批判现实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这也违背马克思主义，那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市场化改革是相对立的。由此产生的影响，要么怀疑改革开放的科学性，要么怀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最终自己把自己边缘化。

不可忽视，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的可能性确实也存在。主要表现在某些高校的经济类学科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即使还保留也只是作为公共政治课来开，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从师资力量来说，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也明显下降，特别是新一代年轻教师，优秀的越来越少，由此产生恶性循环，师资力量下降，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越来越不重视政治经济学。因此对高校来说，防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根本途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同时也要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生态环境，特别是经济学学术期刊不能歧视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2、西方经济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当今世界的理论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两者的功能与所研究的经济体的层面相关。对某个经济体的分析可分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的分析，即对生产关系层次的分析；二是表层层次的分析，即对经济运行层次的分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本质的经济学的话，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描述经济现象的经济学。

如何科学的看待西方经济学，陈岱孙先生有一段非常恰当的评价：“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好比食物，必须经过消化吸收，才有用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这样。因为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不但有国情上的不同，还有根本制度上的差别。我们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外国的学说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作法只会带来愚昧。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外国的东西视为偶像而顶礼膜拜。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1]

根据萨缪尔森的规定，西方经济学的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面对有限的资源供给和多方面的需要，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进行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有限的生产性资源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以供消费。因此，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显然，从研究对象看，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层面的经济学。把单个的厂商、单个的消费者、单个的市场作为“分析单位”的即微观经济学，为厂商和消费者微观决策提供理论基础。依靠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总量概念作宏观经济分析的，即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基础。

概括起来，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包括微观的和宏观的）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第二，西方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例如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再如对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再如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则界定为剩余价值分割的形式，并由此确定了各自量的界限，等等。显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本质层面，不可避免也要涉及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如果不加偏见，我们发现许多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概念和原理所涉及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略举几例：

关于市场调节的内容及其效应，许多人喜欢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表述，实际上，马克思的分析更为全面而深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时阐述市场调节的深层规律和表面形态。其深层的规律是：“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联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每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实现形式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其机制便是，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

再如产权理论，现在一讲产权人们便讲科斯理论。其实，在《资本论》中多处讲的所有权问题就涉及产权问题。第一卷第2章分析交换过程时就指出交换关系实际是所有权的让渡，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的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3]。第22章分析了商品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第23章分析的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功能实际上分析了科斯所分析企业代替市场和产权调整的理论。

再如在说明集体劳动的监督问题时人们经常会提到现代企业理论中的队生产理论。其实《资本论》在分析简单协作中的监督管理时就全面分析了现在所讲的“队生产”理论中所分析的特点和监督的必要性：“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4]至于现在广泛交易成本概念，在《资本论》第二卷所分析的流通费用理论就包含着这种思想。

如果不考虑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性，仅就其经济分析的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的经济分析都是需要的。而且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也不是对立的。不能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一个，也不宜将二者合二而一。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两者应该统一于研究共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当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虽然其在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层面上的科学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分析中是可取的。但其反映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性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是不可取的，例如它把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永恒的前提并在此前提下分析具体的制度或体制，则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格格不入的。

因此，科学对待两大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明确指导思想的一元论。在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区分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抛弃原来的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本质层次的分析、制度层次的分析，同时也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调整经济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建设、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调整等等，因而，毫无疑问我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现在两大经济学体系的矛盾给人的假象是，在改革层面上，似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经济学是要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由此产生水火不容的对立。如果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放在不同的层面上，就是说，在经济本质层面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而在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那么，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都是立足于增进我国的国民财富，两者还是可以共存并共同繁荣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两个开放：一是向实践开放，不断研究新的实践问题，丰富经济学的内容；二是向西方经济学开放，跟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3、以创新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

在经济学领域，面对多元经济学思想和流派的纷争，需要强化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强化对其他经济学科的基础地位。其现实意义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建设指导的理论基础地位。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而现在其主流地位正岌岌可危。研究其主流地位发生动摇的根本的原因，可以发现，要使政治经济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保持旺盛的生力，关键在于其与时俱进，实现理论的创新。

一个理论体系不被边缘化的基本标准是它能持续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保持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时，才能表明其没有被边缘化。而指导作用不是靠强制，而是靠其理论的力量实现的。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其在创新中发展。

政治经济学说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面对着现实的挑战。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时间上继起的。就是说他当时处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导当时还不存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他研究的任务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现实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两种社会制度。面对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阶段划分的创新。政治经济学一般区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区分的。从所处的阶段考虑，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处的阶段可作新的划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均可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处于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要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例如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社会主义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

其次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任务的创新。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任务不是一般的研究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在竞争中社会主义经济胜过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因此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学习和借鉴。在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条件下，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借鉴，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竞争和合作。两种制度并存必然包含两种制度的竞争和合作，在现代，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超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力需要研究作为竞争对象的资本主义。竞争不排除合作，目的还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种合作不仅包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合作，也包括在国内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合作。三是信念。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阶段，单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难以说明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需要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其新的矛盾，从而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坚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

三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任务的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信念的要求，但不限于此。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与此相适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思路应有两个方面转变：一个方面是，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是，要由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教条转向作为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时，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这些不应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应该成为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固守马克思当时提出的某些个别结论，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践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正如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一样。作为经济决策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是在空间上并存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在空间上并存，就存在竞争。竞争就包含着相互学习。这意味着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也要向西方经济学学习。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本质分析、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分析方面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层面上则需要吸取西方经济学中的积极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运行领域的指导地位。

4、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以《资本论》为代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研究《资本论》，要从批判转向建设，要从研究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提高社会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福利。

《资本论》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其一般经济理论。其一般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理论。尽管《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其中的许多理论在抽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规定性后，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作用也非常明显。现在理论界都喜欢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特别是许多本来就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能够说明的问题，硬要用西方经济学来说明，似乎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说明，这是不公平的。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转向市场经济后，许多经济条件与《资本论》分析的经济条件相近。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等，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都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首先，当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后，在经济运行层次上，《资本论》中的许多经济范畴和原理是可以直接用于建设新社会的经济分析的。例如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能否使用。过去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一直不敢使用“资本”一词，而用“资产”“资金”等词来代替。其后果是公有资本因没有资本的内涵而缺乏增值保值和流动的特性。现在我国已经确认了公有资本的概念，并且将公有制经济明确解释为公有资本，这样，资本在价值增殖、保值增值、投资和运作等方面的内涵和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也需要使用这个范畴。资本范畴有一般与特殊之分。资本在增值、投资、运作以及其物质形态方面属于一般。资本在反映其生产关系方面属于特殊。雇佣劳动关系属于资本主义的特殊，公有的资本属于社会主义的特殊。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属于经济运行层面的资本不应该有姓社姓资的区分，在这里具有同质性，否则无法解释不同所有制的资本在同一个企业中的混合，以及资本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流动问题，也难以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范畴的要求应用于公有资本的分析。

 其次，某些被马克思所诅咒的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罪恶的范畴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一定要全盘否定。如竞争、积累等造成两极分化，但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再如个人财产、私人资本在资本主义分析中，因其属于私有经济的范畴而被视为剥削的工具，财产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则被作为该社会的掘墓人而得到肯定。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就不能固守这种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应该也可能成为有产者，私人资本所有者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有无个人财产和多少个人财产都不能成为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 

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理需要有新的发展。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写《资本论》时，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阶段，企业制度处于工厂制阶段，股份制经济刚开始萌芽。1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实践也与马克思当时预测的状况不完全相同。所有这些都要求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适应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更要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这里的关键是明确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劳动价值论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是要寻求财富创造的源泉。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创造不仅需要投入劳动，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投入，与此相应，在分配上不仅要坚持按劳分配，还需要确认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分配的成果不仅有劳动收入，还会有财产的收益。所有这些都需要根据新阶段的新情况发展劳动价值论。

再如，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框架中是不需要“价值”即商品货币范畴插手期间的。其条件实际上非常严格。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期间。[5]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是生产资料还没有达到全社会占有，社会劳动量还不可能直接计算，因此不可能直接实践这些规定，无论是社会劳动的分配还是按劳分配都还需要价值关系及其必须形式商品货币插手其间。

最后，特别要指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例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伟大创造。研究和阐述包含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可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科学支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作用的肯定性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作用批判性分析，都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分析，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描述，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和关于消费力的论述，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的分析，关于社会再生产比例的分析，等等，实际上都涉及到科学发展观所涉及的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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