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各地猪肉价格一直保持着上涨态势，猪肉价格上涨近三成。猪肉等副食品为什么涨价？涨到何时为止？这是所有公众关心的问题。针对猪肉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公众希望政府部门出台政策，调控、应对涨价。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和拟出台政策调控猪肉价格。

农业部、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分析了这次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1）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影响。去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太低，一直徘徊在6元左右，有的养殖户觉得无利可图，都清栏不养了。（2）养猪的成本在提升。饲料涨价，劳动力机会成本，养猪不如打工划算。（3）疫病风险。2006年夏秋季节，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猪病疫情，给养猪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有的养殖户因担心动物疾病发生而将仔猪宰杀，
  导致猪源紧张。（4）经济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猪肉消费需求上升。(北京日报(2007年05月28日)《农业部解析猪肉价格上涨原因》)猪肉价格的上涨，传递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消费者某些方面的偏好的变化。而城市居民和舆论一致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这必将影响价格信息传递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政府也拟通过限制价格，干涉市场的方法来提供某种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比如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成立了应对猪肉等主要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应急领导小组，每周碰头一次，对市场反映的情况及时分析问题、研究对策。目前，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研究九项相关措施，包括：鼓励发展生猪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加快完善生猪防疫防控体系；建立母猪保险和补贴相结合的制度；鼓励就近屠宰、大力发展冷链运输；完善猪肉储备、增加储备规模、改善储备结构；加强市场质量和价格监管；严格控制玉米深加工盲目发展和出口；加强市场和价格监测；妥善安排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生活。上述措施，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对生产、流通和销售经济控制来限制市场价格。如建立母猪保险和补贴相结合的制度，可分散价格和疾病风险，如是养猪企业的市场行为，由其承担保险成本，本无可厚非。但由政府部门来实行，保险和补贴的资金必定来自税收，有人根本就不消费猪肉（如回族人），也不得不承担母猪保险和补贴成本，限制其使用自己财产的自由。猪肉消费，在中国现有生活水平下，尤其对广大农村居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品，每人年消费量远远小于城市居民。母猪保险和补贴相结合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必定被本来保障更好的城市居民享受，而损害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政府用干涉市场的方法来提供某种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有些人就会缺乏保障，构成对自由选择的最严重的威胁

“经济保障，像杜撰的‘经济自由’一样而且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成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在那些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的人们当中，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或坚强的个性。然而，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

 “这种计划意在保护个人或集团不会发生那种虽然并不是应有的，但在竞争的社会却是司空见惯的收入减少；保护他们免于遭受给人带来极大困苦的损失，虽然这种困苦在道义上并没有正当的根据，但它们却是与竞争的制度形影不离的。因此这种对保障的要求就是对公平报酬的要求的另一种形式—即一种适用于主观评价的报酬，而不是和个人努力的客观结果相适应的报酬。这种保障或公平似乎是与个人选择自己的工作的自由不相容的。”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

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就不能够给予一切人以一定价格消费的保障。并且，如果给一部分人提供这种保障，那它就会成为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条件，因而就必然会减少别人的保障。只有取消自己选择的全部自由，才能够确保每个人生活水平不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改革开放前对工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差，以给城镇居民提供经济保障，就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利益，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

“因此，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某一生。”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这正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和现今某些大城市户口的真实写照。

更糟糕的是，为获得所谓的“经济保障”，我们不得不放弃在经济事务上某些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一旦我们失去这种自由，我们便不得不听从当局的控制。由于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我们很难使计划停留在我们希望的限度内。”“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涉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以满足。”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因为政府在一方面的努力一旦成功。人们就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政府必须根据相同的原则去消除其他各种障碍，这种情况会没完没了的持续下去。直到政府能切实控制影响任何人生活状况的情形。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往是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但是，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物的偏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

面对猪肉价格上涨，如依赖市场去解决，在一个竞争的自由社会里，居民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活。如应对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可设立期货市场，通过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自发形成连续的市场，规避价格风险，避免养猪业大起大落。

2007年5月26日，温家宝总理到陕西考察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情况时指出，“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肉价涨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但涨到一定程度后要保持平稳，通过市场调节的办法，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又吃得起肉。”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遇到同样情况时指出，“解决中国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自由竞争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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