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经济增长的下滑、市场上资金面的趋紧、企业盈利的孱弱和股市的疲软，有关推出刺激政策以“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尤其是在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确保“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这两大“界限”之后，市场上有关中国会出台温和刺激政策的猜想就愈来愈盛。

　　然而，中国真的需要出台温和刺激政策吗？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得出中国无需推出温和刺激政策这一结论。

　　一、 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比较稳定。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当前的GDP增长率在政策目标范围之内。从18大至今，实体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放缓，但相比中央制定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2012年经济增长7.8%，超出年初目标0.3个百分点。今年年初制定的目标是7.5%，一季度增长7.7%，也高于目标水平。虽然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7.5%的政策目标。而且，从全年来看，如果不出现大的逆转，基本可以确保实现年初目标。二是中国当前的GDP增长率与潜在的GDP产出相一致。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等原因，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从过去的9%-10%下降到7%-8%。而当前的经济正好在这个区间运行。这代表中国的GDP增长质量不低。三是就业方面的总体上形势也相当稳定。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好于2011和2012年同期的303万和332万人，而且已完成全年就业任务的1/3。四是经理人采购指数（PMI）也比较稳定。虽然，这两年来，中国的PMI有所波动，但总体来看波动的区际比较少，一直是在50左右（见下表）。这表明，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相对稳定。

　　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是比较稳定的，既没有GDP的大幅下挫，也没有发生较高比例的失业；并且，7.5%左右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高之一。从这点来看，中国无需出台温和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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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危机问题，而是结构失衡问题和房地产泡沫问题。而结构失衡问题和房地产泡沫问题的根源在于债务软约束和前几年错误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我国现有制度安排下，无论是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商业银行，还是信贷资金的主要需求者——地方政府、非金融国企和房地产企业，都不是其债务的最终承担者，而真正的承担者是中央政府和全体公民。也就是说，它们面临的都是债务软约束问题。

　　在债务软约束下，这四大主体的合力，会产生以下结果：一是产能严重过剩。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GDP和国企对经营规模的追求是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产能过剩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产品卖不出去，投资转化不了收入和利润，只能向银行再贷款，并用新贷款来偿还旧债。于是引起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国企和银行勾结→银行放贷→产能过剩→银行再放贷→信贷“空转”→产能进一步过剩→信贷进一步“空转”。二是经济过度虚拟化。目前我国银行130多万亿的资产中只有64万亿的信贷资产，其他都是买的债券、央票、同业拆借、同业存款等，使得实体经济对货币信贷的需求被虚拟化的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艺术品炒作等严重挤占。三是货币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低。地方政府、国企和房地产企业主导开发的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监管和腐败问题而引起的项目质量低下，导致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并迫使投资方不得不向银行再借贷，以改造或重建项目。四是房地产泡沫。在高财务杠杆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激励下，房价的上涨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当人们普通预期房价会上涨时，房地产的泡沫化就有了强劲的需求动力。

　　进一步地，可以发现，引发债务软约束的原因有三：一是国企改革的不彻底。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国企，并未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它们并不是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二是没有将地方政府塑造成一个独立的债务承担者。由于财权与事权划分上的不对称、民众缺乏有力举措来约束地方官员和基于GDP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地方政府一方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债务承担者，另一方面却是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大量举债来发展经济。三是房地产企业的高财务杠杆。中国的商品房预售、土地质押等制度使房企可以低成本享受高杠杆。四是中央在危机发生时的救市行为。本来，08年的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刺破房市泡沫和加速经济转型的良机。可是，4万亿财政和高达20万亿元的信贷救市计划，却不仅没有刺破房市泡沫和推动经济转型，反而加重了产能过剩和货币信贷流向虚拟经济。

　　而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讲，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更需要的是财税、金融、产业、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需要的是微观和中观经济层面的、正确的激励政策和制度，而宏观经济政策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助力不大；要化解房地产泡沫，更需要的是土地、财务杠杆、财税等方面的改革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温和刺激政策解决不了结构问题，更无益于房地产泡沫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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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温和刺激政策的危害

　　在中国转方式、调结构、去杠杆和促改革的关键时期，轻易地出台温和刺激政策将带来以下巨大危害：

　　一是使承诺不可信，再回到原来的增长方式上。一项政策要发挥其效力，必须建立在改变人们的预期上。只有当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普遍预期采用以前的增长方式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改变原有行为方式就能获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较大好处时，人们才会主动选择去转方式、调结构、去杠杆化。然而，稳定的预期需要建立在可置信的承诺上。而政策就是一种承诺！如果政策本身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毫无稳定性而言，那不仅会造成人们行为方式的混乱，更严重的是，会导致人们不相信政策。在政策不可信之下，人们就会选择以往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在债务软约束、GDP地区竞争和利润的刺激下，依靠粗放式投资、掠夺式开发和对利益的垄断，获取了巨额好处。试想，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压力，它们会轻易做出改变吗？其实，早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提出要转方式、调结构了，可是，成效如何呢？现实是，转方式、调结构举步维艰。为何会这样呢？最基本的，就在于，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没有稳定性而言！08年经济危机，本来是一个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化泡沫的良好时机，可是，在巨大的刺激政策下，不仅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反而导致国进民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地产泡沫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当前着力调结构、转方式、去杠杆之际，如果再轻易出台温和刺激性政策，其结果就会像以前那样——再回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上！

　　二是转嫁危机，使债务负担和资产泡沫化进一步加剧。过去几年，在债务软约束和高杠杆之下，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就地方政府债务来说，超过了15万亿，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已面临入不敷出的巨大压力。而地方债和企业债的总和高达GDP的200%。房地产泡沫呢？毋庸置疑，是很大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破除债务软约束、采取紧缩措施以去杠杆化化解房地产泡沫。如果再采取温和的刺激政策，那结果只能是使债务负担和资产泡沫化进一步加剧，危机被放大并被转嫁给未来。这一点，从美国2001年之后的经济运行中可以得到教训。为转嫁网络泡沫，2001年之后，美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刺激房地产信贷需求来缓解由于网络泡沫破灭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在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而且确实也很快就扭转了网络泡沫破灭所引起的经济下滑。但问题是，却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到2008年时，这个泡沫走向破灭。经济也由此陷入危机和长期的衰退中。美国的经验对中国适用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中国再轻易出台刺激政策，结局将是像美国一样，在更大的危机下轰然倒下！

　　三是扭曲经济增长的正常轨迹，导致经济波动加剧。一般来说，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个潜在的GDP增长率区间。如果实际GDP低于潜在GDP，则表明该国的要素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存在着制度和政策的改进空间；如果实际GDP高于潜在GDP，则表明经济过热，有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压力；而如果实际GDP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内运行，则表明该国经济具有较大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下降到7%-8%。也就是说，7%-8%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适宜区域。如果我们硬要通过政策刺激来把GDP增速人为拉高到8%以上——超出潜在增长率，那么，这将改变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轨迹，导致其在未来的波动性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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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场可控危机的好处

　　虽然一场可控危机（或曰增长硬着陆）在短期内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但就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来说，却是好处多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长期走向可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黄益平）。原因在于：

　　一是一场可控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正常化表现。经济是有周期的。有高涨期，也有低潮期。经济运行中的可控危机，就像人生命里的感冒一样，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表现。而从全世界各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来看，也都体现出周期性特征。所以，对某些阶段的经济下滑，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紧张，以至于一看到有危机的苗头，就匆匆推出各种刺激性政策，想人为地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二是一场可控性危机是促进优胜劣汰和提高经济的质量的需要。通常而言，经济繁荣时，企业普遍都能盈利，不仅好企业能存活，而且差企业也能存活，此时，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会被掩盖起来。一旦经济下滑，步入危机，谁在“裸泳”就一目了然了——此时那些好企业还能存活，而那些差企业则会破产被淘汰出局。此外，通常的规律是，经济上行时，好项目坏项目都可能上马。经济下行时就可以把那些质量不太高的投资项目挤出去，同时也能提高下一轮投资、信贷决策的质量。因此，一场可控性危机，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它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促进人们去发掘好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三是一场可控性危机是转方式、调结构和去杠杆的可置信承诺机制。前面我们论证到，如果在危机时轻言“救市”，人们就会延续其过去的行为方式，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去改变。而一场可控性危机是一种可置信承诺机制，会改变人们的预期，使人们不得不在“钱荒”面前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并从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因为，如果他们不改变，就只有一种结局——破产或死亡！在此约束下，人们只能学会改变。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从历史来看，正是我们一次次地不坚守承诺——轻易改变政策，导致债务软约束和高杠杆等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导致改革一次次被扭曲甚至被夭折，也导致转变发展方式迟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升级，要避免走向虚拟化、泡沫化和信贷资金空转化，就必须得承受某些企业、某些地方政府破产的代价，就得承受短期内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增加的楚痛，以短期的阵痛来换取长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一场可控的流动性危机，恰恰是有益的！它能促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等主体树立这样一种信仰：不转方式、调结构和去杠杆化，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全面改革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转方式、调结构和去杠杆化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再轻言“救市”；而且，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当前也无需推出温和刺激政策。因此，中央决策部门，一定要避免被挟持和被迷惑，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仅中国经济潜藏的危机会进一步放大；而且，中央关于调结构、促转型的承诺也将变得不可信！希望决策者三思，也希望决策者坚定中国经济要转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