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新：只有郊区没有乡村的“大上海”


　　作者： 史芳 鲁日峰  

     　　
　　 蒋庄、联丰……都是上海周边的小村子，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的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改革３０年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课题组组长，他和他的学生在众多这些不为人知的小村庄里完成了对中国乡村变迁的调查和观察。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变迁，王景新教授对今天上海乡村的调查结论是：一个只有郊区没有乡村的大上海；一个轻装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大上海。


　　消失的乡村
　　300平方“吞并”6000平方

　　 “城乡一体化”源于农业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无锡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试点。苏南地区早在１９８３年就最先使用了“城乡一体化”概念，而从具体的实践工作上看，上海无疑是我国最早实践“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地区。１９８４年，上海市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城乡通开”、“城乡一体”概念。１９８６年，上海市政府确定虹桥镇等１３个集镇作为统一规划试点，要求各级干部要用城乡一体的全局观念处理好“３００”与“６０００”的关系，“３００”即当时上海市区的３００平方公里，“６０００”即当时上海乡村６３４０平方公里。
　　 由此，上海的城市变局正式开始。经过整整２０年的变局，上海终于成为王教授在上文中描述的那样，一个只有郊区没有乡村的大上海。
　　 王教授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光看１９８６年这个久远的年份，要注意１９８０年上海市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１１３美元，相当于我国２００３年的平均水平。这也让记者感到，上海城市化的昨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这样的基础才刚刚到来。而这也是这个课题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经过２０年城市化的发展，２００６年，上海市人均ＧＤＰ达到９５３５美元，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仅０．９％，城市化率高达８５．８％，每千人拥有医生数３．３人，婴儿死亡率４％，人均预期寿命８０．９７岁，这些指标都超出美国２００４年的总水平。
　　 从表象上看，上海城市化是３００平方公里吞并了６０００平方公里。但在王教授的调查结论中，这个过程是“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双向演进，这种演进的方式昭示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未来趋势。“城市郊区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逆城市化”，它是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的普遍现象。“郊区城市化”不仅是城区中心的人口、就业和服务向郊区扩散的过程，而且也是乡村自身“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双向演进”的“城乡一体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更加前沿、更加鲜明和更加的集中。
　　 这个双向演进的脉络是：一方面——中心城市的迅速扩张，原来的近郊农村演变成了城市社区；现代化、立体型的快速交通网络，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距离，远郊种植业村落发展为工业村或市场村，最终融入卫星城市。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首创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农村发展理念，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走向了融合，同时，上海的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成效显著，也消除了农民在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城乡差距，保障了农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权利。
　　

    家庭经济趋于解体
　　千万富翁们的乡村生活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是王景新教授此次课题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２００６年，这个村域总产值１５０多亿元——村长管理的产值像个市长；村集体可支配收入２．４亿元——村长的支配权像个国有大型企业；更厉害的角色是，这个村子培育了５００多个千万富翁，相当于一个大型上市公司内部千万富翁的量级。在闵行区的１６３个行政村中，有８０个村的年支配收入超过５００万元，成为当地的巨富型村域，他们有的是和七星村一样依靠专业市场发展起来，有的则是现代工业村。在这些村庄中，千万富翁和其他村民的生活方式已经趋近城市化。
　　 通过王教授的调查发现，在上海近郊和远郊地区，农民们的生活方式在生产、就业、居住、公共设施等宏观概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庭经济趋于解体。
　　 位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区漕泾镇是上海远郊农村社区之一。１９７８年，当时的漕泾公社１７个生产大队１８８个生产队，社队企业共４８家，农牧副渔收入占总收入的６１．５２％，全社劳力的１３．９％从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区。３０年转型发展，该镇经济总收入绝对量增长了３５０倍，按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划分，分别为３．３％、７３．８％、７．５％和１５．４％；按经济小区、集体工业、三资企业和家庭经营性质划分，分别是８５．９％、７．６％、３．０％和３．５％。如果把“经济小区”和“三资企业”看成新经济体，那么，漕泾镇新经济成分已经成为绝对的主体，第二产业已经成为主体，家庭经营趋于解体。这个远离上海市区的小镇已由传统农业社区转型为现代工业化社区。
　　 在深入的调研中，王教授发现，上海远郊的蒋庄还保有３７００多亩的耕地，这个农户家庭经营在村域收入结构中仍有一定比重；而近郊的联丰村已没有耕地了。他修正自己的判断说：家庭经营社会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腹地型农村，家庭经营的份额会逐渐降低，但只要保有耕地，并坚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有可能长期坚持家庭经营制度；而在城市郊区农村，家庭经营会率先解体。
　　 就业进工厂，上班按钟点。农民们的就业去向、收入来源和城市人几乎无异。蒋庄，１９７９年１０个人里有９个从事农业，到２００６年，４个人里有一个从事农业；联丰村，１９８８年，４个人里还有一个人从事农业生产，到今天，１００个人里平均仅有不足３人从事农业生产，１００元收入中仅有９分钱来自农业生产。
　　 农村家庭经营是建立在承包土地经营农业基础之上的，土地大量非农业化将从根本上削弱家庭经营制度；年轻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土地耕耘“老弱妇孺”化瓦解着家庭经营制度家庭收入比例；个体工商业户组织化转变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组织形式，这三大因素共同促成了家庭经营收入比例降低的趋势。
　　 王景新教授还对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分析。总收入１６年间从１６６５元上升到９２１３元，总量增加了４５３％，同期，家庭经营收入从５３９元上升到７６６元，仅增长４２．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由１９９０年的６４．０３２．４３．６调整为２００６年的７４．８８．４１６．８。从这个比值中我们能够看到，工资性收入紧随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一路大幅攀升，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与城市化发展呈负相关关系。通俗地解释这个现象，乡村早已经不是一家一户的经济单位，家庭劳动力从业更加社会化了，人们从社会上得到的收入不断增加。可以说，上海的农民从社会化中分享到了发展的收益。
　　

    不可跨越的鸿沟
　　农民市民化面临长期的文化改造

　　 生产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这些农村中的千万富翁们真的就市民化了吗？
　　 王教授在调查中发现，在“公共财政”尚无力覆盖的现阶段，村域集体经济收入直接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养老等的费用，过多地转移到农民集体经济承担，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可分配净收入煶晌“后农业税费时代”农民负担的新形式。从感官上，农村社区的公共设施整体落后于城市，农民们漂亮的别墅群的角落里，垃圾倾倒和处理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与农民们的生活习惯也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能够跨越、收入水平能够跨越……但是，文化的融合却不能跨越。在上海郊区——红色坡屋顶的别墅，汽车，朝九晚五上班……甚至在户籍都已经融入城市的生活在上海郊区的人们，他们拥有超城市的物质生活，但是，在调查中，王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发现，满堂的红木并不能掩饰他们过去作为农民的生活习惯，一两件农具会不经意地放在客厅，家具的摆放和色彩——等等文化的符号都在不知不觉中告诉你，这家主人过去的生活习惯。
　　 王教授说，从上海城市化的数值看，的确具备了赶超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水平，但是，文化是不可能跨越的鸿沟，上海和中国都将面临城市化更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